三教论衡与唐代争奇文学.docVIP

　　三教论衡与唐代争奇文学 三教论衡与唐代争奇文学 　　一 前 言 　　佛教传入中国，有关三教问题始终是重要的论题，涉及面也广。而三教论衡既关系到唐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涉及了讲唱文学的演变，特别是敦煌写本《茶酒论》、《燕子赋》、《晏子赋》、《孔子项讬相问书》等一类藉问答彼此论争、各逞其能的争奇文学的发现，更令人留意到此类文学与唐代三教论衡之流行关系密切。盖以唐代佛教兴盛，十宗并起，宣教活动普遍，讲经、论议频仍，三教并行的宗教政策与氛围下，儒、释、道三教会聚一堂，互相论辩，以阐明教旨，尊己贬人的三教论衡则时有所见。 　　顾唐代三教讲论，初期以教义论议为主，属严肃性的学术论辩活动。当作为帝王诞节之庆祝活动，则教义论辩、优劣争胜退居其次本文由.L.收集整理，逐渐趋向对帝王的歌功颂德，提高了相互戏谑嘲讽而多具趣味性与娱乐性。在仪式化，宗教性减低，娱乐性增强的趋势下，出现如《孔子项讬相问书》以一问一答论辩形式展示了孔子与七岁小儿项讬相互论辩、问答诘难的讲唱文学；《晏子赋》以问答形式描写了晏子与梁王之间的相互辩驳；进而更有《茶酒论》、《燕子赋》一类，以拟人化手法采代言体一问一答对话，进行相互辩驳、诘难，最终由第三者出来调停的戏谑、争奇的讲唱文学。无异宣告由论议发展而来的争奇文学的成熟。本文拟从三教讲谈的发展考察其对唐代争奇文学兴盛之促进。 　　二 三教讲谈与论议发展 　　宗教是文化的一个层面，佛教由印度东传中土，使不同背景的两种文化得以因传播而接触，在接触过程中更因文化、教义、仪式等，与中土固有文化、思想及原有的宗教产生抵触而发生冲突。在诸多碰撞与冲突中，尤其以与中土儒家思想、道教信仰的抵触发生最早，争论最激烈，历时也久。所谓三教论谈、三教论衡的活动指的便是儒、释、道三教的论争。 　　早期的三教论谈或为儒、释彼此论辩，或为释、道相互争论①，或涉教义②，或涉礼仪③，大都属个别论辩。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历代帝王对佛教的崇奉、宗教态度与政策变迁，官方与民间时有汇聚儒、释、道三教名德进行公开论难的论谈活动，进而逐渐形成制度。 　　据史书所载，早在北周武帝时已出现有召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共同辩论三教先后④，其初重在讲经。到了唐代高祖李渊始创三教讲论之制⑤，相互论难更蔚为一时风尚。当时参加三教讲论的代表儒家为国子博士徐文远、太学博士陆德明，佛教为胜光寺沙门惠乘、普光寺道岳，道教为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等。太宗时，三教讲论之会持续举行，只是由皇太子约集诸人于弘文馆进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多所记载[1]。如贞观十三年（639）举行的三教讲论，儒家代表为孔颖达，佛教代表为慧净，道教代表为蔡晃。最后定讲论席位，僧尼居道士女冠之后。高宗也常召集讲论，其事多载《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2]。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异同[3]更是开帝王生日三教讲论之先河。之后，历代帝王生日多在宫殿召缁黄讲谈，史料多见载于新、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其中，德宗、文宗寿诞日举行三教讲论之盛况，最为历来所论述⑥。 　　三教谈论的论辩，多采一问一答的论议形式。按：中国论议之法，起源甚早，有以为两汉尊崇儒术论议已具正规仪式⑦。儒家、道家、佛教也多有论议，且各自有其发展。佛教论议起源早且盛，在印度佛典十二部经中便有所谓的upa-de[s] a，汉译作指示，显示，海示，导示；说，正说，说言，说法，宣说，为说，演说，逐分别所说；教，正教教授，教诫；所演，宣布；论议，论义，论议经等[4]。佛教传入中土，基于宣教，论议尤为发达。南北朝时有关佛教论议已见载诸籍，或作论义、论难、问难。《宋高僧传元康传》云： 　　既入京，见一法师盛集，讲经化导。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讲义，申问，往返数百言。人咸惊康之便给如此。复戏法师曰：甘桃不结实，苦李压低枝。讲者曰：轮王千个子，巷伯勿孙儿。盖讥康之无生徒也。[5] 　　而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也云：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6] 　　同篇又载有支遁讲小品，于法开遣弟子攻难，往反多时，林公遂屈事[6]17。据上可知东晋时佛家讲经已有论议之设，以供在场僧俗参问。又《高僧传僧苞传》也云： 　　后东下京师，正值祇洹寺发讲高座出题适竟，苞始欲措言，法师便问：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问：尽何所苞？答曰：高坐之人，亦可苞耳。乃致问数番，皆是先达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抗其辞，遂逊退而止。时王弘、范泰闻苞议论，叹其才思。[7] 　　僧苞为鸠摩罗什的弟子。文中所记法师与听者间的问答与佛教义理全无牵涉，属于巧妙问答，颇具趣味。而隋侯白《启颜录》更辟有论难专篇，敦煌本S.610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