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docVIP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 　内容提要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关键词 天人新义 政权合法性 王符 董仲舒 治道 　　〔中图分类号〕D092 〔在王符的天人新义中,他赋予人以独立的意义,并以人事政治为其理论立足点,彰显君主能动治国力量的作用。王符认为,天地人虽同源于气,但却由不同的气生成,它们殊气而异务,只有各循其道,天地才能相通,因此,他又提出明乎天人之道,达乎神明之分(《潜夫论bull;巫列》)的主张,借以明晰天人相殊之界限,把人从天的依附下解放出来,从而使人更好地依道发挥自己的能动力量,而没有所谓神意的抑囿。由此,王符一方面提出和气生人,以统理之的观点,同时又提出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和人可以用天之道的命题。这样,他既肯定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天人相通);又点明了人与自然界的差别(天人相殊),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王符给天人的职责各定范域,施、化、为皆是气之运作,人为又居乎显位,只有人为的感通阴阳,方有天人的和谐,而人的最大作为就是君主的治国平天下之活动,在王符看来,只有君主的统理国家与社会的活动,才能原本天人,从而参连相因,即只有君主才能作为天人联系和天人感通的中间环节,进而使天人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参与,最后达到致和平机的天人和谐之治境。 　　其次,在心性和教化问题上,两人亦有所不同。董仲舒论心,是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bull;身之养重于义》)、义制我躬(《春秋繁露bull;仁义法》),义不根于心,即孟子所说的义外,故其心缺乏主宰的力量,此亦与其屈人而伸天说相合,董仲舒还进一步论述到: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也,故心之为名栣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春秋繁露bull;深察名号》)表示出由于受其人格神天的影响,使得其心论缺乏积极的主宰意义。同时,在人性和教化问题上,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认为圣人之性无须教化,并把中人之性的教化实行,寄之于具有天子护符的现实统治者,他说到: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春秋繁露bull;深察名号》)董仲舒以上所说,由于受其人副天数思想影响,使得人的地位在遭到贬抑的同时,人自身所拥有的那种自觉、自发、自信的精神状态也遭到打击。王符与此不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于天民合一的法民思想,他在提出了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天以民为心的观点后,又极力地弘扬人的自觉、自发、自信的精神状态,他说到: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驷马,蓬中攫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潜夫论bull;本训》)人道曰为、在我何所之可具有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此处的我已不屈于任何外在的某种天帝,具备了自我主宰的那种自觉与自信的意识倾向。同时,王符又说:性情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潜夫论bull;本训》)王符的性情同归于心,是内在的,认为性情乃人的行为的根基,行为亦由心所支配,人的心性修养也应由此为出发点,心性是合一的,性亦是内在的,情也是内在的,人的行为也是性情的外在体现,行为是否合于道德,要看其性情的正与不正,在王符看来,心是道德的创造之源,这不仅是心灵的自我实现,而且是心灵的自我超越,它不是赎救式的外在超越,也不是认识论的超越,而是在心灵之中实现一种境界。(注:蒙培元:《汉末批判思潮与人文主义哲学的重建》,《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这种超越也是一种自我的提升,是对人性的褒扬,不再寄希望于某种外在的权威或神秘的力量,试图把道德的根基重新复归到人那里去。王符把先秦儒家人本主义的伦理精神重新释放出来,使人重新获得某种道德主体的自觉,由此,王符又一次与董氏理论划清了界限,我们知道,董仲舒是把道德的根基还原到宗教的天那里去的,在现实上,又企图把伦理完全与专制体制整合起来。他的工作惟一的贡献,是促使道德伦理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先秦儒家的人本主义伦理精神,几乎已全部遭到了扼杀(注: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最后,董仲舒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