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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申诉强制答复权制度初探 　　[摘要]指出在我国刑事申诉不能直接必然引起或决定再审程序的开始，而法院和检察院则可以提起或抗诉，显然这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利的。针对刑事中诉制度的弊端，认为我国应建立刑事中诉强制答复权制度。 　　[关键词]刑事申诉；强制答复权；审判监督程序；诉讼权利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增加了刑事申诉效力的条款，但未明确具体规定刑事申诉的强制答复力，显然对刑事申诉权的保护是不利的。因此，笔者认为，应进一步保护刑事申诉权利，设置刑事申诉强制答复权，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到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刑事申诉后，应认真研究、审查，并在一定期限内向申诉人作出书面答复。一方面让当事人一方清楚未启动再审程序的原因；另一方面，可以起到监督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作用。鉴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笔者在此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我国对刑事申诉权的保护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申诉权的保护是不力的。《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这一条直接规定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不能直接必然引发和决定再审程序的开始，只能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提出申诉，至于是否被受理，则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于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受理刑事申诉，于法有据，因为法律并没有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重视申诉。这导致刑事申诉引起再审的概率很小，刑事申诉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5条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提起再审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先由院长提交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由此可见，法律规定能提起并决定再审程序的主体仅限于法院和检察院。试想法院自我纠‘错的可能性、可操作性有多大，因为这涉及到法院评“先进”问题，冤案、错案责任追究问题，法院要维护自己的判决、裁定的正确率，限制翻案率，想让其自我找错误并纠正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此种制度设计导致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一是申诉多，申诉率高，但不能引起法院、检察院的重视，引发再审程序的概率低。被错误判刑人一方受到极大痛苦，冤案不能及时平反，“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现实对其身心的摧残可想而知，“错误的判决是破坏了的水源”。同样，被害人一方遇到申诉不受重视，眼看着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其痛苦亦是不言而喻。二是易于产生司法腐败。当事人申诉得不到重视，进而出现了直接找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现象，因为这“二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申诉是否被采纳。在找“二长”过程中，不免很多人要行贿，这种不良的制度助长了司法腐败。三是不利于对“罪犯”的改造。受到冤屈或自认为受到不公审判的“罪犯”，起初是不服，再则提起申诉，然而申诉又不被理睬，进而产生对社会极大不满。法律对他的改造往往会适得其反，待到被释放时，他的心理已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对社会的仇恨心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发泄出来。四是被害人一方也会因申诉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而苦恼，只叹“冤”！丧失对司法队伍的信任。 　　二、刑事申诉权保护不力的原因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申诉的保护不力，究其原因，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两审终审制弊端的影响，也有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影响等。下面分别论述：.一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采用的诉讼模式受职权主义的影响较深，属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控、辩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侦察是国家追诉机关的单方面行为，嫌疑人有接受追诉官员侦察和讯问的义务。审、辩双方地位更是不平等的。法官主导和控制着证据的提出、调查和采纳的程序，可以依职权讯问被告人、证人，并可采取有利于查明真相的一切措施。尽管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结构，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说，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修改过程中，特别注意研究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对抗制的一些合理因素，对庭前审查程序、法庭调查程序和辩论程序等方面做了重大改革，以强化诉讼中的辩论性和透明度。但长期以来，我国倾向于将刑事诉讼活动仅仅视为一种认识活动，将追求实质正义作为单一的诉讼理念，忽视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的内在联系，刑事诉讼充满了工具主义色彩。至今在实践中，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1]显然当今中国立法者也尚未摆脱“法院不过是打击犯罪，进行阶级专政”刀把子“的传统思维观念，致使我国的诉讼模式保留了相当浓厚的职权主义审判色彩。[2]这就是形成法院、检察院与当事人地位不平等，权利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新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又遇到了穿新鞋走老路，人权保障机制异化的现象。从这一点上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能够直接必然引发或决定再审程序的开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