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转年遗址的农业考古意义.docVIP

　　北京转年遗址的农业考古意义 北京转年遗址位于北京北部怀柔县宝山寺乡转年村，是一处新石器早期遗址。转年村位于怀柔县北部山区，白河从西向东蜿蜒而过，在转年村折向东北。该遗址就位于转年村西、白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1992年北京市文物 研究 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联合考古队发现了这处遗址。迄今为止，北京地区能够确认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只有北京西部门头沟区东胡林村遗址一处，且伴随墓葬的能够说明当时 社会 经济 生活状况的出土物极少(1)，所以转年遗址的发现及出土物就显得更加重要。 考古学者于1995年和1996年的正式发掘表明，该遗址共分四个文化层，其中第二层为商、周文化层，第三层为黄色土，第四层为新石器早期文化层，土质灰黑色。考古学者在该遗址共发现文化遗物1800余件。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刮削器、雕刻器。磨制石器有：石斧、石磨棒、石磨盘和石容器残片。陶器的种类简单，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均，质地疏松，呈现出明显的原始早期陶器面貌。经碳十四测定，转年遗址的年代在距今9200年到9800年，如经树轮校正，均可达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早期阶段(2)。 笔者于1993年发表的《北京地区农业起源初探》一文中，曾指出北京平谷县上宅新石器中期遗址，表明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已处于原始农业比较 发展 的时期。笔者认为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萌芽时期大约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末段或中期初段，即距今8000年左右。因为古气候的研究表明，北京地区距今10000年至8000年的气候比今日略为低湿；自距今8000年以后复转为温暖(3)。国际农业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原始农业起源的一种重要类型是由于环境的强烈变化而形成严酷生活环境对古人类的压力。就北京地区而言，距今8000年以前的低湿气候迫使古人类不得不去尝试种植；距今8000年以后的温暖气候又为这种尝试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 自然 条件。这种情况和中美洲高地和南美洲安第斯地区的原始农业起源的类型比较相似(4)。嗣后，笔者于1998年出版的《北京农业经济史》一书中又进一步更为详尽地阐述了笔者的观点，认为北京地区原始农业萌芽时期大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末段或中期早段，即距今8000年以前，而其最初出现，大约在距今10000年-8000年前的气候剧变期间(5)。笔者的以上推断和转年遗址的发现不谋而合。 转年遗址的出土石器中最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石容器残片。众所周知，陶器的生产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原始农业，然后才有了陶器。这已是史学界常识性的观点。但是，正如青铜器是脱胎于陶器一样，陶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照道理推测，显然应是从石器生产中脱胎而来，但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出土石器多为砍砸器和刮削器，绝少见到与陶器类型近似的容器。在北方地区，河北易县和迁西县曾发现出土石容器的新石器 时代 遗址，但年代比转年遗址要晚2000年左右，且共存的陶器也呈现出较高的制造水平(6)。显然这两处遗址所处的时代应是陶器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即晚于原始农业刚刚产生的新石器早期。只不过大约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如比较容易取得硬度较低的石材料，从而陶器制作虽然盛行但石容器还处于残留阶段。转年遗址中石容器残片不但和制作技术原始的陶器共存，而且作为农业经济象征的石磨棒、石磨盘也和大量作为狩猎经济象征的细石器共存，这就充分表明了其原始性。其实，大家之所以认为石磨棒、石磨盘是农业加工工具，那是因为这两种石器经常和原始农业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的陶器、石镰等农业工具一同出土的缘故。笔者认为，在原始农业刚刚发源的时期乃至在此以前，石磨盘、磨棒应该是采集经济中加工草籽一类野生食物的工具，只不过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后由于加工的材料变为谷物，这才成为农业加工工具。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在原始农业起源的时期并没有专门的农业生产工具或加工工具，甚至没有专门煮食的用具。石斧既可以用来狩猎也可以用来垦荒，早期的石镰应当和狩猎经济中的刮削器有某种关系。原始农业起源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应该同时也是狩猎和采集工具，只是在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们才转化为农业生产工具，并在以后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根据需要使器形加以改进，从而使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更加丰富。举例来说， 中国 早期的刀币和布币的造型是刀和耒耜，这说明在中国商品交换的起源时期作为价值体现的一般等价物是武器和农具。铜制的刀币、布币是脱胎于实物武器和农具而来。当然，这是商业经济已经十分成熟的时期的事情。至于圜钱则是更以后的事情，器型已经抽象化，完全洗脱了武器和农具的痕迹。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在出现陶器以前古人类只能烧或烤食肉类或果类，石制容器的发现证明这种看法有些失之片面。实际的情况是在出现陶器以前古人类已经能够制造石容器煮食物品。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