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与我国民主制度结构的耦合2.docVIP

　　参与式民主与我国民主制度结构的耦合2 参与式民主与我国民主制度结构的耦合2 然而，西方参与式民主是基于对代议制民主运行中的缺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卢梭早就指出，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他认为，主权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代表的。他还嘲讽英国的民主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佩特曼也.L.指出，在这一理论中，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中的民主的特征就是领导者(精英)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取人民的选票。于是，当代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政治体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与普通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政治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而且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少数精英的参与才是关键的，缺乏政治效能感的冷漠的、普通大众的不参与，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屏障。 循着西方参与式民主的生成逻辑，参与式民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逻辑下何以能产生呢?答案是，参与式民主理念在我国的兴起，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优越性未能得到有效的释放。换言之，由于支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释放的政治设施尚未有效构建起来，如何选举代表从而使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充分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对人民负责，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这一课题在没有获得突破和有力解决之前，鼓励民众的有序参与并施加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可以化解民众因为这种制度优越性没有有效释放而带来的自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进而形成对制度本身否定的危险。但是，不同的逻辑却殊途同归，无论是西方代议制还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或因自身缺陷或因自身优越性的释放不足，都呼唤着参与式民主的到位，从而构成对它们的逻辑补充。正如本杰明巴伯指出的那样，它的目的，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用强势民主去取代代议制民主，而是用那种重要的参与制度来使得弱势民主变厚。换言之，这些制度应该与大规模的现代社会的代议制相补充并与其相兼容。 　　第三，作为政党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应该是一个国家宏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支配力量是政党，但现代政治生活发展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政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政党则往往是构建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因此，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党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支配力量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而我国政党制度的精神要旨可以描述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我国的多党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的地位也是合法的，是参政党。他们的关系不是竞争的而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其合作的组织形式就是政治协商制度。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的宪政体制既体现了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又能尊重高层次人士更强烈的参政要求；既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它们一起构成的两会已经在推动我国民主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仅仅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的一种辅助机制，因此，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样，预期的优越性都没有充分释放，同样也呼唤着参与式民主的到位来形成对其的逻辑补充。而无论是多党合作还是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权的领导核心，党章对于政府过程规范的意义较之宪法甚至更为重要，它构成当代中国宪政规范体系的实质部分。因此，研究党的领导制度和规范，有利于发现参与式民主与我国民主制度结构耦合的全面依据，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就是最好的观察对象。从前者来看，当代中国的宪政体制最根本的规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的本义是民主的集中制，而不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和集中制。是民主的属性规定着集中，而不是相反，且在中国政治实际运作过程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和实际运用之间经常存在距离，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用集中取代民主，结果导致个人专断。个人专断的盛行必然带来封闭的政治过程和公众参与缺失。那么，引入一种参与式民主显然可以规制民主集中制运行，找回失落的民主因素。而群众路线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往往表现为党和干部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自上而下地获取民众的利益诉求信息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