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之风尚党——论盛中唐之交诗坛风气的转移.docVIP

　　天宝之风尚党——论盛中唐之交诗坛风气的转移 【 内容 提要】 本文从李肇《唐国史补》“天宝之风尚党”的论断出发，订正了通行文学史论将开元、天宝混而为盛唐气象的说法，指出天宝时期最流行的诗风是“风流婉丽”的齐梁体格及王维式“变体”，对盛中唐之交诗坛风气的转移进行了重新阐释。 一 南宋严羽于《沧浪诗话·诗体》中列“盛唐诗”于“唐初体”和“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之间，并释曰:“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明初高承严羽之说，在编选《唐诗品汇》一书时进一步把唐诗 发展 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标举开元、天宝时诗为盛唐楷式:“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亦将开元、天宝确定为盛唐诗阶段，认为由盛入中的诗风嬗变发端于大历:“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从严羽开始的这种盛唐诗史断限说在 现代 唐诗 研究 中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基本常识。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天宝十四载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盛中唐诗歌分野的标志，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国势盛衰的分水岭，也是诗歌发生突变的契机” ① ，刘开扬的《唐诗通论》就很明确地把盛唐诗阶段划定在开元元年至天宝十 四载之间。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在整个天宝时期，诗坛风气较之开元时期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傅璇琮、倪其心是这样概括天宝新风的:“纵观天宝时期的诗坛，使我们感觉到了不少诗人似乎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深刻的不安，是那个时期 社会 上的带有普遍性的情绪，而在文学上，这种诗化了的深刻的不安，则是天宝诗风的基调。” ② 葛晓音从另一视角出发，把尚奇求变看作天宝至大历间诗风演进的整体趋势 ③ 。这些论断均颇有见地，但或失之浮泛，或以偏概全，尚未全面揭示出天宝诗风的真正特质。 主要活动于元和、长庆年间的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以“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一语勾勒天宝至元和之间诗文风格的嬗变，是现存最早的唐人有关盛中唐文学史演进的论述，具有极为珍贵的第一手 三 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在《盛唐诗》一书中指出:“盛唐诗由一种我们称之为都城诗的现象所主宰，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王维同时处于都城诗及其变体的顶峰”，“比起任何一位盛唐重要诗人，他的作品更深地植根于初唐”，当时的其他大诗人孟浩然、高适、王昌龄、李白、杜甫、岑参等则“由于 社会 地位、 历史 条件和个人气质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都城诗的范围” 12 。《新唐书·文艺传序》“如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 期、王维”的说法便可见出王维与初唐宫廷诗传统的密切联系。 初唐宫廷诗是从齐梁体格衍生而来的，“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新唐书·杜甫传》）。《国秀集》收录“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楼颖《国秀集序》）的诗作而以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 期四位初唐宫廷诗大师引首，正反映出从初唐到开元、天宝诗坛近体诗，尤其是五律一直最为流行的历史事实。不过，与初唐宫廷诗沈、宋诸家专攻近体相比，开元、天宝诗坛主流的代表崔颢和王维则在偏重近体的前提下保持了一种古体与近体之间的均衡态势，而《河岳英灵集》与《国秀集》这两部选集在体裁取向方面固然有着显著差异，却都是古、近体兼收，即以流行的“当时体”而言，对于古、近诗歌体裁的运用也远较初唐宫廷诗灵活宽泛，像崔颢早年闻名于时的诗风便是以打通南朝乐府民歌与齐梁宫廷律调为特色的。张说和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间诗学观念转型的枢纽人物，张说“从 理论 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词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理想的风貌”，张九龄“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 13 。从严格意义上讲，张说、张九龄的创作仍属于偏重近体的宫廷诗风一脉，然而师法的范围已由初唐宫廷诗一意齐梁的狭小格局扩大到了汉魏晋宋的广阔传统，“他们奖拔寒素，提倡风雅，主要活跃于神龙至开元前期的诗坛，是盛唐文人所敬仰的文宗和时哲，对开元诗风的 影响 最为直接” 14 。虽然《国秀集》的选录标准代表了从初唐一直到开元、天宝时期绵延不绝的“风流婉丽”的 时尚 潮流，但是，这种“常体”在开元诗坛的统摄力和影响力较之初唐已经大大降低，《河岳英灵集》“风骨”与“兴象”并重的理念更能折射出当时最优秀诗人群体的内在 时代 共性，殷璠 选诗手眼凌乎芮挺章之上，究其根源，实在于此。 王维曾受张九龄知遇提拔，诗学上亦有“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骨”（《别綦毋潜》）的主张，不过，在创作实践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