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气韵：素手绘凡俗——苏青散文品格初论.docVIP

　　女性气韵：素手绘凡俗——苏青散文品格初论 ５０年前，苏青曾与张爱玲齐名，现在，海内外张爱玲热在逐渐升温，而苏青依然默默无闻，一生孤独蹇运偏又才华过人的苏青，生前热闹忙乱，身后凄凉无奈，为文恰值乱世，扬名不得其时。今天，由于其人其作的独特品格与当前文化 发展 内在趋势的一致性，终于有了被后人认识的机会。苏青以她那明快、平实、凡俗的创作个性和风格被我们接纳。 有论者认为：“如果我们要对沦陷区文学这一实体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应该忘记她的。”［①］我认为此说很有见地，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应在 中国 现代 散文史上给苏青留下一席之位。 　　　　一、沦陷区的自由人，卖文为生的女报人 苏青祖籍宁波，家境小康，她的家族在新兴城市宁波主营田产兼做商业买卖。祖父是清朝举人但有“维新”和平民思想，父亲谋职???洋行。少年苏青生活在一个开通且受西洋文明薰陶的家庭，自小便聪颖过人尤擅言语。幼时寄居在乡下外祖母家中，颇爱山里人的朴野直爽，宁波人素有的热情耿直和乡下人的朴实坚韧早已收养在心底。父亲事业失败使小康之家迅速坠入困顿。但苏青仍凭出众的天分读完中学并得以进入南京中央大学 学习 。求学期间， 经济 困窘使她几次辍学转学，生活的冷酷和艰辛过早地使这个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姐失去了风雅和恬静，而更多的是面对生活的实际与冷静。这种经历为她以后走向 社会 ，独立撑持家庭打下了基础。“经济”对生活的制掣给她留下了深刻 影响 ，并决定了她以后的人生选择和伦理价值标准。 在时断时续的求学生活中，少年苏青曾主演《娜拉》，参演《复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东南飞》等剧。在“一·二八”战火中，自编爱国双簧宣传抗日，以后又阅读了“二十八部长篇 英文 名著”［②］，看了“新文艺居多数”［③］的书籍。这表明了“五四”启蒙文学连同外国进步文艺倡导的“个性解放”、“平等”、“自由”新风已或多或少吹进这个寂寞倔强的少女心中。 ３０年代，中国社会根本性质未变，但风气已大为开化，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和建设，女性与“平等”、“自由”、“解放”之关系已成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然而，生活在大上海的苏青却突遭婚姻变故，在《关于我》中，作者不无感伤凄楚地说：“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连最低的生活费都拿不到，那时候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连娘姨之内都要我养活，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锥之地，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不可期，而孩子们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视，我只好投笔写稿了。”［④］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苏青柔弱的双肩始终担负着家庭家族的重担。对这种孤独无援的境况，作为苏青知己的张爱玲充满无限感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⑤］在生存成为苏青生命的第一要素时，少年的经历和倔强坚韧的性格使她在上海这个物欲世界保持了鲜明独特的人生观。对此，苏青说：“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做过，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⑥］。自尊自立、自爱自强是她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人格的核心。她还说：“我千方百计地不妨害别人，也千方百计地不受到别人危害。”［⑦］这表明，苏青的个人主义思想中有求得自身发展无碍他人的自保意识，有圆滑世故、清高自重的自卫本能，但它是无碍别人而爱己的，利我而兼利他人的。 置身在上海这个“对实际效益精明估算”［⑧］的城市，面对柴米油盐这琐碎实际的生计，苏青自谓创作的动机是：“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 艺术 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生活而写作的。”［⑨］作家“卖文为生”的无奈情境加上上海沦陷法西斯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时局，苏青坦言相告其创作的审美价值选择：“……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⑩］这种谨慎实用的写作宗旨加上生活经验的单一不丰富，使苏青在 总结 个人创作经历时只能说：“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①①］。这必然使她的创作以开掘个人生活和体验兼及周围市民生活为特点。尤其她少年丧父，中年别夫的遭遇，使她充满着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执著关怀，从而将个人心绪社会化、外化，将现世寻常人家的人生作为创作的中心题材，在中性话题，边缘 问题 ，“莫谈国事”的题材中发抒个人的见解与智慧。在创作过程中，亟切单纯的经济考虑使其创作心态不同于许多作家要么优裕从容，要么痴迷执著的临界状态，苏青的审美是纪实性的和世俗化的；她既漠视个人同市民阶层趣味见解的差异，以俗世人的视角来观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