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精品要靠新的制度来催生.docVIP

　　学术精品要靠新的制度来催生 　　20余年来，我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垃圾成果”充诉于学术期刊及书肆，严重干扰了学术的健康 发展 。我国拥有高级职称的人数及博士学位获得者与学术精品的数量不成比例，学术与非学术、学者与官员甚至商界大腕的界限模糊不清，亦官亦学、亦商亦学的现象还有蔓延之势。此种现象不仅玷污了我国学界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声誉，且使国家的人事制度及分配政策受到扭曲，并挫伤了为学者的积极性，使传世之作越来越罕见。窃以为，欲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可借鉴他国的经验，立足于治本，从制度改革入手，非下猛药，无以收效。 .L.编辑。 　　一、关于量化的考核制度 　　随着高校岗位津贴的发放，加之校际间的竞争加剧，各校及科研院所均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为了使考核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对科研成果的量化几乎成了不二的选择，成果的数量直接与职称、岗位津贴及随之而来的住房、收入挂钩，多数院校还与 研究 生能否拿到学位挂钩，使得指标主义大行其道。此种做法看似赏罚分明，公平合理，但催生出的是重数量轻质量和学风的败坏，同时也使过去那种“十年磨一剑”者难以晋升甚至遭遇下岗的尴尬。若照此做法，不要说民国时期的那些名教授要么被埋没，要么被踢出高校，西方名校的教授恐怕亦无例外。 　　这种量化考核制度是违背科研自身的 规律 的。科研是一项艰苦而长期的工作。所谓科研成果或论文应当是研究学界未知或尚未真正解决的 问题 ，只有创新才有学术，惟其如此才有研究之价值和发表的意义。对人文社科界的学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从时间来看，长则数月，多则数年。当下流行的量化指标若按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考核，不要说硕士1篇、博士3篇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对绝大多数教授、博导来说同样很难做到。但因时下指标主义一统天下，各校只能降低对成果“质”的界定，只要是在“学术期刊”发表的就可以计入统计之列。舍其“质”而计其“量”，整个学界水准的下降也就在所难免，所谓传世之作也只有等到退休以后去完成。 　　其实，科研活动需要的是敬业和献身精神，靠的是持之以恒的毅力，凭藉的是良知和从容的心境，对学者来说除了他律之外，更需要自律。浮躁、急功近利、追赶数量，永远产生不了真正的精品之作。考核应遵循科研的基本规律，建议延长考核的周期(国外通常是4—5年)，重在成果的质量。那么，如何判定成果的质量呢? 　　二、关于成果质量的判定 　　学术成果的 社会 评价是衡量其学术含量的重要方面。在指标主义的支配下，管理部门通常将成果分为两类：一是只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即可计入“指标”，二是被转载的或有书评推介的(即有社会反响)就算是优秀成果，并在考核或进行物质奖励时加以区分。 　　然而，对于人文社会 科学 成果的界定是不可能朝发夕定，它必须有一个检验的周期，即看数年后的社会评价如何。一篇论文若长期无任何反响，其成果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什么样的反响才算是社会评价?我国 目前 对科研成果的社会评价一是看论文的转载率，二是书评。就转载率而言，目前高校普遍的做法是看论文是否被《新华文摘》、《 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或摘登。暂且不论以此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是否科学，就论文是否被这些刊物转载或摘登而言，关键在于相关学科的编辑。一篇论文或成果的价值就取决于编辑的常识与水平，这对科研工作者和编辑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价值如何，命运掌握在相关刊物的编辑手里；要求一名编辑全面掌握某个学科研究动向，百里挑一，找出精品，也实在是勉为其难(在西方编辑与学者有严格的职业分工，编辑无权对成果的发表或出版做出取舍)。即便由少数专家来取舍，也不应视为社会评价的优劣，因为学有专攻，每个学科都是很庞杂的，一个专家不可能对一个学科内的所有成果做出客观的评价。诚然，被转载的论文或许是好文章，但大量未被转载的成果未必都不如那些被转载的文章。将是否被转载视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非常片面的，转载应与社会评价脱钩。另一个评价标准是书评，这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我国刊物发表的书评多为师友或师生之作，其基调多为颂扬吹捧之词，此种书评已失去了对成果作学术评价的意义。 　　社会评价的标准应该是专业对口的学者对有关成果的引用率或认同程度。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对 现代 史或世界史方面的成果很难做出有权威的评价。如果一篇论文或学术专著长期不为同行专家所引用，不能进入学术界的流通领域，就不能说是一项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也就不应计入“指标”。 　　三、关于评奖制度 　　当下对学术成果评奖被视为鼓励多出精品的重要举措，但收效甚微。我国现行的评奖制度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有所谓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的奖项，还有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学会颁发奖项。奖项之多、之滥、之频，恐怕也是举世之最。多则滥，少则精。 　　评奖应严格控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