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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单元 胡瑗的“苏湖教法”和王安石的教育改革 (历代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采取“重文”政策，但是学校教育仍很衰落，直到仁宗以后曾有“三次兴学”之举，其中尤以胡瑗和王安石的教育改革，对于宋代教育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一、胡瑗的“苏湖教法”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在他主持下，实现了北宋的第一次兴学。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一位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政治家，长期担任地方官吏，他对当时教育不振、只重科举早有改革意见，认为只考试而不重教育的做法，犹如“不务耕而求获”。在他担任宰相后，提出了《上十事扎》作为他革新图强的纲领，其中“精贡举”即为兴学重教的意见。并由此而决定令州县立学；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改革太学，诏令下湖州取胡瑗之苏湖教法为改革太学的模式。不久范仲淹罢相，庆历兴学即告失败，但胡瑗教法著为太学令，对于北宋学风形成，是有深刻影响的。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人称安定先生。《宋元学案序录》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孙复）为之先河”，实为宋代学术开创者之一。胡瑗早年在吴中教授经术，景祐二年（1035年）被范仲淹聘为苏州州学教授，其后，湖州知事滕宗谅建学湖州，延聘胡瑗为主教。他在苏湖两地进行教学时，改变当时崇尚辞赋的学风，而重经义和时务，他在学校中实行“分斋教学”，设有经义斋和治事斋，根据学生专长和爱好分斋而教。经义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儒家六经等经典，以培养未来的封建统治人才为目的。正如《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所说：“经义《斋》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在治事斋中分“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建设》和历法算术等科。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要选择一个主科，同时选择一个副科，使之学有所长，开阔眼界，基础宽厚，促进主科发展。因此，治事斋主要培养各行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朱元学案》说：“治事（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教是也。”的这种分斋教学和设立副科的教学制度，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创造性改革，难怪黄宗素称赞说：“盖就先生之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1]从内容上看来，这一改革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创造，开了文理教学分科设置和建立主副科制度的先河，对后世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胡瑗在教学方法上也与传统的死记硬背不同，而是以明体达用，培养有实际才干的人才为目标。据《宋史·胡瑗传》载：“援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讲习解经“至有要义”，能联系实际，“引当世之事明之”或利用直观，将“三孔”仪物“图之讲堂”。他还提倡实地考察，使学生获得感性知识。他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也，则为有益于学者矣”。胡瑗在苏湖教学达二十余年，四方学者，云集受业。胡瑗这种“明体达用”的教育主张，受到范仲淹的赞赏，范仲淹遂于庆历兴学期间，诏清下湖州取胡瑗之法，著为太学令。皇祐四年（1052年）胡援担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教授于太学。胡瑗在太学，教学卓有成效，各地学生不远千里前来，以至太学校舍容纳不下，另取旁处房舍安置。《宋史·胡瑗传》说：“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饰，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苏湖教法，对于后世教育也有很大影响。 二、王安石的教育改革 宋神宗熙宁、元丰期间（1068～1078）王安石两次为相，在推行变法过程中，实行教育改革，这是北宋第二次兴学。 （－）王安石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王安石（1021～1086）宇介甫，江西临川人。自幼随父官任读书。21岁中进士，曾任地方官职多年。他目睹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财力衰竭，政治腐败的情景，深为国家担忧。他曾写道：“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方土，思思然恐天下之久不安”[2]，遂产生变法图强，立志革新的思想。嘉祐五年（1060年）他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纲领。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国家之如此衰弱，其因虽“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但是欲求革新，又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不足，又由于陶冶人才不得其道；他指出“所谓陶冶而成之者”就是“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并详细论述了教、养、取、任的办法，成为熙宁变法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 关于“教之之道”，他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有名无实，空疏无用，说；“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指出学校中所教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