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史.doc

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史 没有一门学科，能够像语文那样，伴随我们在学校的日子。同样，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语文教科书，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的最根本的依仗。语文太重要了，但是很少人会去追寻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什么是语文？ 扑朔迷离的语文 提及语文，很多语文教师都会不约而同想起叶圣陶。通俗的说法，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共同创造了语文。叶圣陶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语文一词的创造经过及解释。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回忆了语文的由来，他这样写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今天，我们在《叶圣陶教育文集》里还能找到老先生在1980年7月的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最后一次公开明确语文的涵义： 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 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 叶圣陶不仅明确了语文是一门学科，同时还明确了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内在涵义。但是这段历史，在另一个同时代的教材编选者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非常细致的记录： 1949年4月8日晚6时，陆定一、周扬等在北京饭店邀请叶圣陶、宋云彬、胡绳等以聚宴的形式，商议如何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此次会上，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因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决定把这一机构暂隶于华北人民政府。会上也决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委员，宋云彬等人为委员； 1949年5月3日，开始写国语读本课文； 1949年5月17日，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事，叶圣陶发言，有较深刻之见解； 1949年7月14日，第三册高小国语由叶圣陶改写一课，总算完成矣； 1950年3月1日，语文课文修改完毕者六篇，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 1950年3月24日，国文课本第一册尚缺两课，一为《开国大典》，一为《黄河》，几次起稿都写不好，甚为着急；1950年4月4日，初中语文第一册须补课文六课，圣陶选定一课，由蒋仲仁修改。 显然，在宋云彬的日记中，语文一词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正式论定的。在前，语文还是国文、国语的一贯称谓，但是到1950年3月后，已经称之为语文课文、初中语文第一册了。1950年秋，叶圣陶奉命改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8月1日，随《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的公布，一个崭新的学科名——语文，正式诞生。195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小学教科书语文成为了解放后第一种被正式冠名的课本。 确实，叶圣陶在语文一词的推广上，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但是根据笔者多年对老课本的追索，语文一词又有着一番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也让语文这个词汇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 根据佛山市印刷业史志方面的介绍，佛山市印刷业成行较早，门类较细。在清末，有宝华阁、近文堂、龙文堂、五经堂等出版机构。其中，位于福禄大街的宝华阁一直到抗战后依然是佛山的重要出版机构。在清末民初，宝华阁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在清末民国的过渡阶段，一度以机器印刷作为技术标榜，印制了大量的教育类书籍。偶然，笔者得到了两册印制于光绪年间的《语文》书。该书封面题有语文两个的大字，附有粤东佛山镇福禄大街宝华阁书局校正字样；同时，该书还有一个扉页，翻开，两个古朴的语文字样。另一册封面则有更详细的信息，该书由广文书局印制，印刷年份为光绪甲辰年（1904年）。而细看内容，实际上是《幼学成语考》。《成语考》是明代程允升编著的启蒙书籍，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故事寻源》，简称《幼学》。清代邹圣脉曾对它进行增补注释，改成《幼学故事琼林》通行。该书内容包罗万象，一些常见的成语典故，书中几乎都可以查到。它对成语典故随文解释，句式上只求偶句成对，不求整齐押韵。民国以后一增再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启蒙书籍。 所购书籍，署名成《语文》，显然也是用于教育的书籍，这个书籍的发现，打破了叶圣陶等创造语文一词的说法。根据题签及相关线索，时间必然是在1930年之前，要远远早于叶圣陶等在30年代后期提出这一说法的时间。 因为这个发现，语文一词的出现时间要向前推移，语文的形成过程也有待进一步考证探索，同时也可能会让语文一词变得相当尴尬。即便如此，还有更尴尬的，我们知道，《辞海》、《辞源》是一个词汇得到承认的非常重要标志，但是到1999年，修订版的《辞海》依然没有收入语文一词！显然，语文并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