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一个显现人文精神的时代.doc

魏晋——一个显现人文精神的时代 当先秦诸子停息了他们的高谈阔论，悄然躲在历史的高空俯瞰人间的时候，秦汉的喧闹和威势使他们恹恹欲睡，突然，一群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魏晋人士跃入眼帘，使他们眼睛一亮。一种久违的风采让先秦诸子颔然一笑：一个时代——一个重新显示自我，个性飞扬的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人文精神显现的时代，是以人为主题的时代。他们承袭了先秦诸子的洒脱，延续了先秦诸子的思辩，认为要使有限的人生过得充实，要么追求肉体的感官享受，要么追求精神的审美超越。他们继承并弘扬了道家 “贵生、保身、全身”的思想，注重从主体角度、从自身个性去探究人的生存发展的意义，探究人生的价值，这种人生理论，突破了先秦两汉着重从外在社会规范来影响制约人的思想行为的模式。他们不是去探究人怎样适应社会，而是探究人本来应该如何生活。他们摆脱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压抑，在没有了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开始自由而开放了，没有了大量的铺张陈设，没有了人为的歌功颂德，自我被重新关注，个人的情感、意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他们感叹人生，重视品貌，风流潇洒，构成特有的魏晋风度。 感喟人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随着两汉大一统的终结，经学的迷信和宿命不再支配人们的思想，魏晋的文人学士们把目光转向现实，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然而人生无常，欢少悲多，长相思，生别离，苦怀乡，重友情，悲命运。于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离。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做了皇帝的曹丕也禁不住感慨“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对生命的感叹沉郁而悲凉。戎马一生的曹操也在战斗的间隙叹一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飘若浮云，骄若惊龙”的王羲之也在挥洒笔墨之际，思考“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陶潜“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悲叹，哀怜，几于颓废。这是完全清醒前的迷茫，这看似消极厌世的背后，却深藏着对人生、命运、生活的热爱，“恨之深，爱之切”，悲叹命运，恰恰是留恋生活，感慨人生，恰恰是对人生的强烈欲求。 为什么他们能发出如此的感叹？而两汉时期的司马相如为什么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班固的《两都赋》又是如此的华丽？同样的才华横益，同样的聪明睿智，是“大一统”的思想钳制了他们的个人思考，还是专制的统治扼杀了他们的独立特行？总之，帝王将相的爱好即是他们的喜爱，统治者追求的铺张繁华即是他们的文笔所向，不若然则去之。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有凌云之气”的司马相如终归不达。文人学士们深藏于帝王之后，淹没于对“儒术”的迷信之中，重命运，讲德操，崇拜权威。然而，魏晋之时，没有了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了经学的唯一信仰，使他们从重压下伸展了腰肢。可是正如黎明前的黑暗，他们却痛苦万分，这是由束缚到自由之间的转换，是松绑之际的临时麻木，带着些许的忧伤，将目光转向自己，“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于是，在深深的感叹之后，追求享乐，华服美酒，便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重貌之风 没有哪一个时代能象魏晋那样看重人的容貌，也没有哪一个时代能象魏晋那样关注人的举止。魏晋之人，讲求及时行乐，他们着丽服，啖美食，善装扮，对人评头品足。翻查《世说新语》，会发现有许多关于士族名士相貌的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桓温“眉如紫石棱”；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支遁“双眼黯黯明黑”。更有甚者，肤色白皙者在社会上大受欢迎，称为“玉人”。王衍在与人清谈时，常执玉柄麈尾，以示他的手同玉柄一样白皙；裴楷仪容出众，“见裴叔则（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如此重视美貌，不免有人刻意为之，男子化妆便盛行不止，大诗人曹植在大热天澡后，也必修饰傅粉。王羲之惊叹杜弘治“天姿国色，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便时常仿效。世风如此，连曹操这样的旷世英雄也不能免俗，为自己身材短小而苦恼，匈奴使者来，请伟岸英俊的崔琰作替身，自己却提刀立于床头，于是，便有了“曹操捉刀”的故事。 其实，关注品貌的背后是魏晋人士注重自我的态度，既然人生短促，何不秉烛夜行，让自己无愧于这一生一世呢？既然生于世，就要伟岸地立于天地之间。一个洒脱、注重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时代，注定要有注重个人行为的风气。然而，他们并不就此而止，他们清谈并不避世，玄思并不隐忍，注重品貌更注重德行，无所为而无不为。清谈玄思的背后，更有对世事的关注。诸葛武侯，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清高傲世。然而，终于出山，成刘备一代伟业，风流永存，名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