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一）.docVIP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一） 百年来的明史 研究 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 中国 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一、明史研究的新阶段 　　1901年至1949年，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 时期，一方面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顽强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此时，国内外交往也空前频繁，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史学新观点、章节体和传记文学体史学编撰新 方法 ，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纷纷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界突破了封建史学的束缚，研究领域、观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 政治 、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明史研究与20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为帝王撰写家谱式的狭窄研究，被政治、 经济 、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替代；在研究的观点方法上大多不再是鼓吹三纲五常，颂古非今，或简单地罗列 历史 现象，而是 应用 新观点（如进化论、唯物史观）、新方法（如章节体、传记文学体、 现代 自然 科学 的见解），使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为适应现实斗争或生活的需要，注重与之相关 内容 的研究，如明末与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先世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其时明史研究令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关于明末与南明的历史，早在清朝前期，已有明朝遗民着力进行过研究，既用于寄托其故国之思， 总结 明亡的历史教训，又用以鼓吹民族思想，与清朝相对抗。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各阶层人民反清情绪的增长，这类研究更趋高涨。到了三四十年代，在抗日热潮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被利用来作为鼓舞士气、救亡图存的重要舆论工具，从而更加兴盛。史家或整理出版有关史料，或研究明末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或表彰明末至南明坚持抗清的志士及誓不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或记载南明诸王的活动，或综述南明各方面的事迹，取得了累累硕果。所出版的专书、论文等有：陈去病辑《陆沉丛书》（1903年石印本）、国学保存会辑《国粹丛书》（1905—1909年间排印）、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新民丛报》第46—48、49、50号，1904年2、6、7月）、 吴汝柏《民族英雄袁崇焕》（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年）、杨德恩《史可法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易君左《史可法》（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黄节《张煌言传》（《国粹学报·史篇》1卷5期，1905年）、冯励青《张煌言年谱》（独立出版社，1942年）、匪石《郑成功传》（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1904年排印本）、余宗信《明延平王 台湾 海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民史氏（孙静庵）辑《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包遵彭《明监国鲁王圹志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文史杂志》2卷7、8期，1942年）、 柳亚子《南明史纲初稿》（《大风半月刊》，1941年）等。这一时期关于明末与南明历史的研究，除去鼓吹民族革命思想这一相当普遍的特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应予注意，即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曾对这一段历史大加歪曲，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射共产党人，如李奇流《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汗血月刊》2卷3期，1933年）一文，即是如此。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奋起反击，用唯物史观科学地 分析 明朝和南明各政权的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揭露其腐朽无能，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军，并对其经验教训给予总结，从而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推向了科学的道路。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22 日）及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 时代 》（《中华论坛》1卷10、11期，1945年）等。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建立清朝的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族的成员，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当时东北地区的情况以及生活在东北的满族先世。而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为了强占中国东北，竟散布“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也曾极力掩盖满族先世与明朝关系的真相，以抬高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