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docVIP

　　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 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迫在眉睫。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人走向外语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其办学40年之久，不仅培养了一批外语专业人才，也为当今的翻译教学以及相关的外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国史教授毕乃德对同文馆有这样的评价：开办的目的，本在传习外国文字；但前后四十年中，它却按着近代的办法，给了学生们一种广博的训练，为中国政府造就一批翻译和外交人员。同文馆设在京师，又系直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所以影响很大，学生也布满了全国［1］（P53）。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外国语学校。为了培养翻译和对外交涉人才，京师同文馆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测试手段、教学主体等方面彰显了翻译教学的实践性特征。本文通过在历史语境下探索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特征，沿着同文馆向西方学习的足迹，寻求培养翻译人才的有益经验。 　　一、京师同文馆凸显翻译实践性的外语教育特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语被列入用于正式和庄重场合的外交语言，并规定一旦中文与西文发生歧义时，要以西文为据。朝野对英语的态度开始转变，学习西方语言、培养近代外交人才成了当务之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冯桂芬等相继向清廷倡议培养外语人才。1859年，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上奏在上海设立外语学馆。1861年，苏州翰林冯桂芬上奏强调设校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后来在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的建议下，清政府批准设立了同文馆，于1862年6月正式开学。同文馆在办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实践，贯穿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 　　1.中西并举，知识结构全面 　　 洋务派最初设立京师同文馆的目标是培养翻译人才，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都围绕这一目标策划、安排。同治五年(1866)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培养目标有所调整，清朝统治者不再满足于只训练外语翻译人才，而是要培养外交人才和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西艺人才［2］（P87）。随着所设科目不断扩大，同文馆也从外国语学校过渡到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培养模式经历了从单纯的外国语文教育到增设算学馆，发展到外国语文与西方科学知识结合的模式。 　　 尽管传统的中国教育重德轻技，但在光绪二年(1876年)公布的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列表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被列入课程，教学内容现代化。根据《同文馆题名录》，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把课程设置为：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3］（P18-19）。八年制同文馆课程中，前几年注重语言文字和外国史地，后几年兼习自然科学，文理并举，体现了从语言基础技能到综合知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同时，从第二年开始到第八年，翻译课程强调翻译实践，翻译练习从句子到篇章，再到书籍，并将译书列为正式课程，突出了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目标。由是观之，八年制课程表中的课程内容设置体现了通过系统的基础训练过渡到专业外语学习的过程。 　　 此外，京师同文馆的主办者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汉语学习。他们认为扎实的汉语功底有助于理解西语，汉文与西文可以相互促进［2］（P89）。总理衙门大臣在同治十年(1871)与光绪十八年(1892)的堂谕中一再声明：本衙门设立同文馆原为学习洋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于洋文得力［4］（P89）。 虽然八年课程和五年课程都未列汉文经学，但按照旧制，这些课程是必不可少的。1879年刊的《同文馆题名录》指明至经文汉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表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随时练习作文。因此，汉文也是京师同文馆一直强调的课程 ［5］（P17）。 京师同文馆安排学生每天上午学汉文，下午学习西文，不习汉文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惩罚措施包括按日罚扣膏火费或予以斥退［2］（P89）。 　　2.翻译实践性贯穿课堂内外 　　 同文馆采取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通过参与译书、被派出考察，参与外事活动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历练外语能力，增加外交知识。 　　 同治七年（1868年）起，总理衙门对于我国以往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主动进行核对校订，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也参与了核对校订工作。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88年7月30日），总理衙门奏请添设了一个翻译处，作为专门的翻译机构，由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充任期间。总理衙门和翻译处成为同文馆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的重要基地。学生通过实践，提高了外语和翻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