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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杀训练”看日本教育体制 从自杀训练看日本教育体制 　　2011年10月11日，当时13岁的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立中学二年级男生因为遭到同学凌辱跳楼自杀，此事引起日本社会巨大震动。2012年7月6日，大津市市长越直美终于作出重新对事件进行调查的决定，但这只能说是亡羊补牢之策。但自杀案件暴露出日本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严重漏洞。 　　学生自杀再引轰动 　　去年9月29日学校召开体育节的午饭时间，该男生被3名同年级学生用汗巾捆住手脚，被胶布封住嘴巴，并由其中一名学生背着，另外两名学生则用脚踢该男生的背。这一幕被周围多个学生和老师目睹。 　　2012年7月3日，一些暗中调查的结果被公布出来。16位接受暗访的学生分别说出了（自杀男生）每天中午休息时被要求做自杀训练、（被同年级学生）要求练习自杀方法等受凌辱的实情。还有一些目睹了该男生受辱的学生说，同年级学生猛打他的胸、腹和脸，并且跳起来踢他。而且，还有14名学生说老师放纵学生如此恶劣的行为，老师也睁一眼闭一眼、本来应该引起重视的老师后来竟然也与打人的同学们一起耻笑该男生。 　　但事件发生之后，大津市教委出于担心参与凌辱学生教育的考虑，并未直接让参与凌辱的多数学生确认自杀训练的事实。民众纷纷向大津市教委提出作出详细说明和真诚认错和道歉等要求。同时，电视新闻也频频播出事件报道，并对市教委提出严厉批评。 　　一直对事件表示沉默的大津市市长越直美也遭到指责。今年一月份上任的越市长三月参加了自杀男生所在中学的毕业典礼，当时，有男生含泪告知，他在小学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时受到同学凌辱，至今已经两次想到过自杀的情况。当时越直美坚决地说建立没有凌辱的社会是我的责任。然而，在自杀训练事件发生后，民众到市政府抗议，市教委遭到猛烈批评时，越直美作为市长也没有认真听取事件原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善后事情纠缠不清 　　在男生自杀后，滋贺县警方于去年10月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发现该男生自7月下旬到自杀这段时间里从自己的邮政储蓄账户中取过三次款，共约12万日元。加上几次从父母钱包和亲戚商店里偷的钱，该男生在自杀前总共花去了约40万日元。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该男生在初夏时被人看见在学校内遭到凌辱，并被恐吓和被迫用银行账号取钱等情况，于是推测该男生可能遭到同年级其他学生的凌辱被迫用钱来消灾。 　　据调查，该男生与几名凌辱他的学生原本是朋友关系，暑假时曾经一起出游并一起玩游戏。由于该男生在短期内花去如此多钱，当时男生的父母也曾经过问此事，但男生谎称是用钱购买学校乒乓球队用的球拍和游戏软件等。警方估计，该男生可能是去年夏天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恶化并遭到凌辱，想用钱来缓和双方关系。 　　今年2月，自杀男生的父母向三名凌辱儿子的同年级学生、学生监护人和大津市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约7720万日元。但是，三名被认为凌辱该男生的学生均否认，称他们是在玩游戏，不是在凌辱男生。而大津市以与（学生）自杀没有过失责任为由拒绝赔付，于是男生家长与校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全国调查报告称，去年明确的学校凌辱事件比前年增加了6.7%，达到7.76万余件。尽管很多受害家长都要求通过诉讼来获得真相，但对于作为被告方的学校来说，往往鲜有积极出示于已不利的证据。而熟知凌辱自杀审判的独协大学教育教授市川须美子指出，受害家属所要求的莫过于事实真相。虽然由外部人员组成的第三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最为重要，但法院也需要根据老师和涉嫌参与凌辱的学生的法庭证词对定论作出相应更改。 　　大津市市长越直美在7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要对事件重新调查。并成立相关者参与的调查委员会。此次她明确表态，市里终于开始认真对待此事 　　7月17日，第二次辩论在大津地方法院举行。尽管只有36个旁听席，但一大早就来到法院门前争抢旁听席位的民众达341人，竞争如此之高，足见民众对于学校内凌辱事件的 关心程度有多高。不过，法院这次明确说明了原、被告双方有可能协商解决的意思。对于这一说法，有幸抽到旁听席位的西村邦夫说：自杀学生的父母要求赔偿的诉讼合理合法，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在大阪府寝屋川市从事服务业的男性说：尽管最终双方可能协调解决，但解开真相是最重要的。希望能够看到被告方的诚意。 　　在此次口头辩论中，大津市的态度与第一次截然不同，承认了男生自杀与受到凌辱的因果关系。而且，在休庭后大津市的代理律师也向受害者方表达了道歉。他说：由于学校和市教委的调查不充分，对充满绝望只好选择自杀的学生和他的家长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深表歉意。非常对不起。但是，作为自杀男生父母的代理律师的石川贤治在休庭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此次辩论结果表示非常不满，他愤怒地传达男生父亲的话说：儿子的自杀难道不是学校见死不救的结果吗？同时，石川还在约70名记者面前宣读了男生父亲所写的材料，并说明走上诉讼程序的原因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