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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窝案串案近七成 数据显示，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窝案串案 37 起，占 68.52%，是案发的主要线索。 官员受贿与企业家行贿伴生，官员上下腐败联动。 围绕 54 名省部级一把手 ，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贪腐“团队”，他们荣辱与共，互相依靠，共同腐败，先后被查，出现了许多贪腐窝案串案。 一种是买官卖官形成的上下吏治腐败政治生态链。吏治腐败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掌握人事大权的高官。 如 2005 年判刑的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曾多年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大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 6 人、地厅级干部 30 多人，且与 2003 年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相联，涉案人员有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及绥化市下辖 10 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多达 265 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 50 多人。 另一种是因某一领域（土地开发、基础工程、铁路建设等）或某一项目（国有企业出售、社保基金管理等）上的官商勾结腐败政商渗透生态链。 其模式是部长、书记、分管副市长、若干名相关局长和一批国企高管、民营富豪的集体腐败窝案。 如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及其铁局系统腐败案，集中展现出特定行业中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犯罪的伴生现象，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金保、中铁电气化集团总经理刘志远、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董事长杜建华、山西商人丁书苗等人牵涉其中。可见，窝案串案大都是一把手腐败所致，一旦一个省市的一把手腐败，有可能使整个领导班子或地区腐败蔓延。 2. 索贿受贿超六成 数据显示，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中受贿罪有 30 人，占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处理 45 人中的 66.67%， 占判刑 35 人中的85.71%。 企业主为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向领导干部行贿动机大增，官员受贿现象就多发。受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等行政干预方式帮助企业贷款、协调违规运营、引进工程项目、审批计划指标、违规低价批地、帮助提拔调动、庇护走私违规进口、干涉行政执法和司法案件、权色交易等。在改革开放初期， 无一例受贿案。 1990-2002 年受贿罪 6 人， 占受贿罪的20%， 占同期 13 个腐败案中的 46.15% ；2003 年-2012 年受贿罪 24 人，占受贿罪的 80%，占同期 30 个腐败案的 80%。说明索贿受贿越来越是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的主要形式。 3. 带病提拔过半数 数据显示， 已查清的 45 人中， 带病提拔的有 26 人，占57.78%，其中带病提拔一级的有 17 人，占 65.38%；提拔二级以上有 9 人，占 34.62%，见表 1。 带病提拔是指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干部存在经济、生活等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但组织考察时未发现或发现了未被及时追究而得以提拔任职的情况。 带病提拔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长期以权谋私，藏而不露，一直未被发现。 二是露而难定，在某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干部群众也有所反映，没有及时追究，但在群众不断举报、争议中反而被提拔重用。 三是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照提不误。 4. 特权腐败更突出 特权是权力的脱轨，腐败是权力的脱变；特权是腐败的制度根源，腐败是特权的非法延伸。省市一把手是封疆大吏，地方诸侯，权居一方；中央部委一把手是部门管理龙头，位列中枢，把持一行。 省部级一把手拥有绝对的人、财、物支配权，有的热衷于“用人一句话、决策一言堂、项目一人批”，拒不与人分享权力，又不接受他人监督，搞“条子工程”、“人情工程”、“关系工程”，特权腐败更严重。 5. 腐败示范效应强 “上梁不正下梁歪”。 省部级一把手腐败会对一个省市和部委产生十分恶劣的示范效应。 一把手一旦腐败，就会严密控制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和下级组织，千方百计地扩大编织密集的腐败关系网，像瘟疫一样，不断地扩散，催生更多的腐败分子把持领导岗位，结党营私，把个人腐败转变成集团腐败，排挤和打击为民清廉务实的干部，形成劣币逐良币的政治生态。 一是直接形成腐败关系网，形成上下相互配合的窝案。 二是加速一地的腐败滋生蔓延。 如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重庆打黑运动产生黑打风潮，在薄熙来、王立军领导下，一些律师、私企老板、正直干部遭到黑打。 如何解决党的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的调查数据 法律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 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法律、自律和他律。首先，是要做到党风廉政建设法律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和廉政建设齐抓共管 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转变作风，积极工作 执行群众路线 增强群众观念，执行群众路线，满足群众要求，努力践行“四群”教育工作，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 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利益观”，坚持把作风转变作为服务群众和抓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