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晚清语言文学教育与文学学科建制之演变.docVIP

　　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晚清语言文学教育与文学学科建制之演变 　文学自魏晋南北朝逐渐由自发向自觉状态转化之后，在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 ，但文学 研究 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却一直处于文化秩序的边缘，直到晚清才逐渐走上自立之路。文学研究走向自立并非是从文学观念开始，而是从形式层面开始被纳入转型期文化秩序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文学虽然显示了从经学和 理学 等庞大秩序中脱离出来的迹象，但是在“文以载道”的思想与科举制结合产生的合力压制下——即使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后，在“癸卯学制”中仍然还是以学生的 学习 等级来确定其出身等级，可见文学观念不可能纯化，其核心理念仍然由经史及诸子理学承载。但是在形式层面上，经过洋务、维新与传统文化三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不得不在语言文学 教育 体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外在表征等方面采取新的形式而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 　　清季民初的 历史 文化虽然出现裂变和转型，但文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经史及诸子理学的变体，承载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保持“中学”之本源的重要方式；但同时它又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引入了西学模式和 现代 学科体制，意外地出现在新的文化秩序之中。两者虽然是矛盾的，但正是在这种裂变的历史机遇中，文学才得以正本清源，逐渐摆脱经史及诸子理学秩序而在新的文化秩序中逐渐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以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近现代语言文学教育，以及在这种教育体制中逐渐完善的文学学制，无疑是文学形成现代形态和文学研究走向自立的重要动力机制。 　　陈国球先生在考察了晚清关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三大章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奏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张百熙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3年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回顾了文学如何一步步地成为一个重要学科的过程之后，认为文学“无论从语言、文字，以至其表达模式，都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刻意要在西潮主导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在这个情势之下，‘文学’的内涵虽还是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接下来的变革，就是‘美感’、‘虚构’等西来观念对‘文学’定义的改造，这又有待继起的文化 政治 的推移了。”1其评价颇为精当，文学立科确由三大章程肇始，文学观念也是在西来观念和文化政治的合力下改造的，但文学立科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京师同文馆和晚清书院教育已经开始接受西化教育模式和西来观念并逐渐形成了新文化政治的雏形，对文学进入现代性的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 篇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的字句，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的，在法文本中是没有的，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是无效的，但后来侵略者强横坚持得以实行。此事对签订条约的钦差大臣奕訢刺激颇大，1861年奕訢上书奏请章程六条，其中第五条即为：“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奕訢的这举动虽出朝政和外交的需要，但其主张却得到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冯桂芬、郭崇焘等人也都为兴办洋务而身体力行，纷纷为开设京师同文馆献计献策，客观上也为近现代西方语言文字及文学教育提供了官方支持。 　　1862年奕訢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正式提出具体章程，主要设立天文和算学，并遵照乾隆22年（1757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模式来设立同文馆，“俄罗斯文馆”虽以学习俄语为主，但在科举制中仍然担当了选拔官吏的角色，“五年由本馆 考试 一次，考取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学读书”3。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为三品官衔，法文教习华必乐为四品官衔，化学教习毕利干为四品官衔。同文馆的学生则按照学习程度来定其出身或官阶。奕劻也在《遴选学生派充同文馆攥修官片》（1886年）和《遴选学生充当翻译官片》（1888年）中规定了学生的出路，而且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随使出洋。 　　在此期间，虽然有以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上奏朝廷认为同文馆只是学习西方技艺之末，有碍学习 中国 圣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应该奉夷人为师，但同治皇帝却下旨认为设立京师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引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4。由此确立了京师同文馆的合法地位，自1862年开办 英文 馆，1863年设立法文馆和俄文馆，1867年添设算学馆，1872年设立德文馆，1896年增设日文馆，直到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战火中焚毁而停办，最后于1902年并入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