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用语看《尉缭子》的军事思想.docVIP

　　从军事用语看《尉缭子》的军事思想 从军事用语看《尉缭子》的军事思想 提要：本文以《尉缭子》中几个重要的军事用语为线索，探讨其军事思想。 　　关键词：人事；农战；明法审令；权敌审将；兵胜于朝廷 　　 　　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家之作，《尉缭子》对于战国史的研究，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它比较集中而又系统地记述了当时有关的军事理论、军队制度及具体法规条令，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该书是伪书。一九七二年，《尉缭子》简文的发现,才直接推翻了这种曾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看法。由于历来有种种疑问和争论，对其研究与同类兵书如《孙子兵法》等相比，显得较为落后。这里，我们以《尉缭子》中几个重要的军事用语为线索，来探讨其军事思想内涵。 　　 　　一、人事思想 　　 　　《尉缭子》反复提到人事，达6次之多，表现出对人事的重视。 　　自商周以来，天命论一直控制着君主和臣民的头脑。人们认为，宇宙间有至高无上的神，即帝或天帝，它主宰天候变化和人间苦乐兴衰。《易益》：王用享于帝吉。王弼注：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孔颖达疏：帝，天也。《公羊传宣公三年》：帝牲不吉。何休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总领天地五帝群神也。这种对天帝的信仰又同巫术相结合了起来。于是，风雨变化，年成好坏，战争胜负等，一律是天帝的旨意，人们对此无可奈何。战国以后，阴阳五行说流行。当时军事领域也充斥着阴阳五行演说的浓厚气息。基于此，尉缭有针对性对提出了人事的思想。 　　尉缭主张不要依仗天官时日，并在《天官第一》中集中论述了这种思想。他借梁惠王的发问回答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在尉缭看来，刑（古时兵刑合一）是指对敌人的讨伐，德指的是对国家的治理，黄帝不注重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而强调的是人的作用。尉缭指出，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并非是按天的意志进行的，而是靠人的努力获胜的。他又举例说，按照天命论，背水阵为绝地，面陂列阵为废军。但武王伐纣时，就是背济水向山阪而阵的，而他却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照阴阳家所言，彗星柄所在胜，不可击。但楚国与齐国交战之前，就恰巧有彗星出现，且柄在齐。如照阴阳家所言，楚国就应退兵。而楚军统帅子心却不以为然，并驳斥说：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果然，楚军在第二天交战中大败齐军。 　　由此，尉缭得了结论：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天官第一》）。他认为，黄帝说的先去问神问鬼，不如先来考查一下自己的智慧，说的正是人的天生器官的作用，也就是说只取决于人事罢了。[1] 　　 　　二、农战思想 　　 　　（1）《武议第八》：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 　　（2）《武议第八》：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 　　农战出现2次。 　　尉缭在《治本第十一》谈到如何治本时说：凡治人者何？曰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这里的本是治国之本，也是战争之本。 　　 尉缭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是国之根本，战争之根本。只要把这个本搞好了，就能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即所谓野充粟多，就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尉缭又进一步指出：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使天下非农无以得食，非战无以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制谈第三》）。这种思想是对春秋时管仲相齐提出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战国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提出民喜农而乐战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论及农与战的关系时，尉缭说：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战威第四》）。这把农与战的关系和重要性作了形象的阐述：土地是用来养活人民的，城池是用来守卫土地的，打仗是为了保卫城池的。因此努力发展生产，人民就不饥困，注重城池的防备，就不会有失去土地的危险；积极搞好战备，城池就不会被围困。足见在尉缭看来，搞好农业是作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三、明法审令思想 　　 　　《战威第四》：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 　　明法审令出现1次。但整部兵书处处皆在体现这一思想。 　　法令是战场取胜的基本保证。尉缭所谓明法审令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其一是要求严明军纪，严格练兵。他在后十二篇中，从各级军吏战败逃跑的惩处到各部队任务的区分，从单兵训练到大部队演习，都有明确要求。甚至对部队的着装、徽章、从军、戍边、宿营以及车阵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我们仅以以下《经卒令第十七》中的材料为例来谈这个问题。 　　经卒者，以经令分之，为三分焉：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