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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中探寻中国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doc
从比较中探寻中国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
【提要】关于中古 社会 赋税基本 理论 的 研究 ,西方史学界起步很早。但在 中国 ,由于学术视野、研究 方法 、治学理路等方面的原因,似乎一直无人问津。其实,中国中古社会接承远古之制,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赋税基本理论。这一理论与立国行政的 政治 理论同体或二位一体,而由于政治理论居于主导或为其主体,赋税基本理论始终处于依存状态;另外,这一理论仅仅规定了土地和子民归属的事实,而没有说明为什么拥有这种归属就可以征税。这与西方相比,便显出某个重要方面或环节的缺失。至于中国中古社会为什么形成这样而不是别样的理论,则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传统文化规定了这一理论形成的必然逻辑。
【关键词】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税制专制政体传统文化
一定的赋税行为或财政活动,总有一定的思想给予指导。这种思想经过一定的重复、贯彻和修正,便逐渐外化为理论,成为实践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种理论可有层次之分,其中,经过累世传承而贯穿整个社会,并反映这个社会赋税制度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的那个层次,我们称为赋税基本理论。显然,中西中古社会都不会没有自己的赋税基本理论。但在中国学术界,这种理论似从未有人论及。这里提出这一 问题 ,意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中国中古税制。这样的审视,在学术上,或许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实践上,则有利于我们站在 历史 的高度,透视、解析现行财税体制中传统赋税基本理论的“遗传基因”,从而制定 科学 对策,保存精华,剔除糟粕,吸收先进,实现财税体制的 现代 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古社会的赋税基本理论问题首先是由西方史学界提出来的。19世纪的宪政学派如斯塔布斯等人在研究宪政运动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赋税制度的重大作用。斯塔布斯在他的巨著《英国宪政史》①中探讨了赋税授予、冤情改正、共同同意等理论问题。以今人的眼光看,他的探讨还有欠深入,对某些概念的概括也不尽确切,甚至显得模糊。但研究宪政理论无法将赋税财政问题置而不论或仅仅蜻蜓点水论而不多,对此他显然有清晰的认识,所以下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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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tchell,TaxationinMedievalEngland,Yale,1971。
②G.L.Harriss,King,Parliament,andPublicFinanceinMedievalEnglandto1369,Oxford,1975。
二、一种耳熟能详却又熟视无睹的理论
由于中国中古社会的赋税基本理论这一命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是首次提出,所以本文须首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中古社会的赋税基本理论?
这样提出问题,绝无哗众取宠之意,让人以为笔者有什么重要发现,而只是想提请读者,本文试对一种习见的理论给出一种新的解释。所谓中国中古赋税基本理论(下文简称赋税理论),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笔端,见于历代著述的字里行间。这就是我们经常征引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下文简称《诗》),以及经常讨论的宗法制、家天下理论。不过论者在引用和讨论时忽视了它们的经济作用。更重要的是,即或涉及经济问题,也不去联系赋税征纳,这自然很难将它们看作一种赋税理论了。
其实,古人很早就将这种理论与赋税征纳联系起来。《管子·轻重篇》即云:“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①管子无疑接受了去战国 时代 不久的西、东两周的宗法制、家天下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他显然将国家视为君之私产,因此“予、夺、富、贫”之权也就由君主独享。而对于国家来说,这些权力集中表现在土地分配和赋税征纳上。如果说“予、夺”之权主要体现在土地上,那么“富、贫”之权也就主要体现在赋税上。这样,管子便将宗法制、家天下与赋税征收联系起来。战国之后,每个朝代几乎都有类似的言论。例如,韩非子说:“邦者,人君之辎重也”;②荀悦说:“天下之财归之陛下”;③陆贽说:“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④曾肇说:“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⑤陈亮言:“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⑥这些言论的思想根源无疑都来自这一理论,而关于处分财源、土地的主张无疑也都触及了征税问题。
在制度批判的意义上,古人的言论也较多触及了征税问题,从而进一步将《诗》、宗法制和家天下的理论与征税实践联系起来。叶适在论及治国用人之道时指出:“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⑦这里即也暗含着君主随意征税的信息,而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可见,作者对这种征税的任意性是持批判态度的。皇帝所以对财源、土地随意处置,概因《诗》、宗法制和家天下理论而形成的对国土民众的专有。黄宗羲在与《诗》相反的意义上转引了《诗》的表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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