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之特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docVIP

　　从汉语之特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 从汉语之特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初，梁启超发动了以小说革命（1902）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引起中国文学体系的大变：以诗文为核心文学体系变为以小说为核心的文学体系。梁启超的灵感源于日本新潮，那时日本正在运用西方知识重塑汉语，整个汉字文化圈正在西潮影响下大变。在日本新潮欲来之时，学于上海教会学校又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写出了《马氏文通》（1898），用拉丁文法重释汉语，引出了汉语特质的大变。以虚实相生为特质的汉语变成以实体为本的汉语（清末以来吴汝伦等提倡言文一致的国语运动，则为汉语特质的大变，提供了另一基础，这一基础后来汇进到五四的语言-文学革命之中），在梁马二人所象征的中国、日本、西方的互动关联中，文学-语言的变浪已成巨涛，新文化运动以留美学人胡适和留日学人陈独秀为代表的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只是这一变潮的浪峰，由之产生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此后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历程而高歌猛进。然而，由梁启超、马建忠、胡适、陈独秀所代表的语言-文学革命是以断裂方式进行的。而断裂正好适合西方分科的学理，因此，断裂后的关联，包括语言与文学的关联、语言与文学的古今关联、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关联，虽然有很多讨论，但尚未得到整体性的反思。而今，中国当代文学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历次风浪里前往，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被推出文化核心之时，从整体上重思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其意义是什么呢？且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来看：中国之文，在古代是文化的核心（这从上至帝王和文武百官，中至士人，广至道释、哲人、妓女、平民等都要写诗上体现出来），五四之后，成为文化核心的荣耀工具（这从文学在艺术中的核心地位和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体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荣耀工具变成文化核心的一般工具（这从文学而不仅仅是影视在文化中的影响力体现出来）。文学的这一从中心到边缘的演变，当然是由很多原因造成了，如主导媒介的转变、市场大潮的兴起、艺术体系的转变，等等，但里面有应当认识到而未曾认识到、可以做到而并未做到的东西，这就与中国进入现代性进程以来中国学人对中国文学的性质，以及构成中国文学的中国语言的性质，还有对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之基础的中国文化的性质在认识上的不足有关联。因此，本文的反思，从汉语的特质讲起。 　　一汉语里被忽略了的特质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与其它语言，有着共性，正因如此，可以将之进行改造，使之朝向任何一种语言靠近，自清末民初的语言革命以来，汉语在中西互动中朝西方语言方向前进。然而，汉语作为一种具体的语言，又有它的特性，这一特性的核心，与其文化、历史、民族和内在心性紧密相连。在汉语的演进中，如果忽略了这一特性，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本节的目的就是要将之突显出来。 　　汉语是上古时代东南西北各族（西部的羌氐各部，北部的戎狄各部，东部的夷越各部，南部的蛮族各部）汇集到中原，在互动中融合成多样一统的华夏民族时而产生，因此，汉语乃一种混合语。从远源讲，汉语既有由南岛语、南亚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汇成的华澳语系的关联，①又有从印欧语到北高加索语、土火罗语、阿尔泰语的影响；②从近源讲，又由东和南而来的诸夷语诸越语和由西与北而来的诸羌语和诸狄语所共汇而形成。成形的汉语，从语言文字层面看，具有汇通东西南北各方功能，在文字上，不仅是汇各方之音而形成雅言，而且要在协调各地语音的同时，改进文字的视角功能，山旁的字与山相关，水旁的字与水相联，木旁的字，属于木类，金旁的字，归于金类，视觉识辨与雅言正音相配合，形成汉语的特质之一。作为混合的汉语，一开始就具有独自的特征。从语言层面上讲，呈现为：一字多音（如好字，不但有作为形容词的好坏之好，读上声；还有作为动词的好恶之好，读去声；还为呼厚切，音吼；滂佩切，音配；呼侯切，音诟），这不但适应着不同语种在互动中融合交流，而且让语言本身朝向弹性，形成自己的特色。一义多词（比如《尔雅》所示：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这不但让接触中的多种语言之间在互通中建立统一的联系，并且在建立这一联系时以合和之原则将之统合为统一的雅言。两可词序（比如：公鸡/鸡公、蔬菜/菜蔬、计量/量计、打击/击打），两可语序（天气好/好天气、下雨了/雨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漫道雄关真如铁），如此对同一事物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又可以对其不同的方面作重点强调。这般特征，使得中国文化对待语言不像西方人那样要求语言自身的严格明晰和语言与所指对象的严格清楚，而是讲究语言自身的圆转弹性。这一弹性适应着华夏民族形成时的多元现实和一体需要。 　　可以把汉语与拉丁语作一比较，拉丁语成为罗马帝国的雅言而兴而广，又成为天主教世界的雅言，雄霸了整个中世纪，当现代社会从西方兴本文由.L.收集整理起时，拉丁语很快被各地的方言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