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论语十则.ppt

先秦诸子（说理）散文概述 说理散文不同于叙事散文。叙事散文展现的是人的叙事能力，产生的条件一是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一是文字的产生。叙事散文与原始的神话、传说、史诗有必然的联系，是神话、传说、史诗的必然发展。说理散文，展现的是人的思辩能力，其产生的条件更为复杂，其一是其关注的对象是自然事物或人类实践活动的对立现象。单一静态的事物或环境是无法激发人们对其进行探究或思考的。如果说叙事散文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或自身实践活动一种表面的静态描述的话，那么说理散文更多的是对客观生存世界的一种内在的动态把握；其二它依赖于政治文化多样性和思想多元化的环境，如果政治专制、文化单一、思想禁锢、环境封闭，人们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主张；其三是写作者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宏观把握世界的能力。先秦说理散文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变化、文化思想背景及“士”阶层的崛起有密切关系。 社会变化。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战事频发、社会激剧动荡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载，西周时，有大小诸侯国1800多个，而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大国吞并小国不断发生，最后仅剩下100多个诸侯国，政局上起作用的只有十几个，而实力最强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战国250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最后只剩下所谓的“战国七雄”和十几个小国，直至秦一统天下。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激剧动荡，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激发了人们对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关注和思考。 文化思想背景。 春秋战国的血腥与动荡，却造就了春秋战国的文化辉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社会的大变革，为“士”阶层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为他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 其次，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 重组的机会。 第三，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跃，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四，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从思想传承看，周统治者从商亡的教训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从而转变统治观念，从商的“敬天”、“敬鬼神”转变为“畏民”，开始重视民意，把“人”从“天”、“神”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从“敬天”到“重民”是中国历史从“神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使周统治者革新治国的方式，更主要的是他们开始重视“民意”，通过“采诗”、“献诗”了解民情，并“制礼作乐”，重视文治教化，在“礼乐文化”中充满了“仁政”，后来的孔子对此进行了发展、总结，创立了儒家学说，成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周王朝重文教，讲究“文饰”，加之思想观念的改变，所以相对于商代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周代的铜器铭文篇幅加长，开始出现记言说理的文章，讲究以理服人，有了论证过程，富有文采，思想感情在文字中也有了显露。从写作的角度看，从“神本位”到“人本位”的思想转变，使写作的视角从高高在上的“天”、令人敬畏的“神”转向人类生活的社会现实，更关注人类的生存世界，这是“百家争鸣”局面出现、诸子（说理）散文产生的思想基础。 “士”阶层的崛起。 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争相为王为霸使原有阶级成份直接发生变化，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新兴地主阶级代替了奴隶主贵族，尤其是“士”阶层得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士”在西周属于最低层的贵族阶层，受禄于卿大夫，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以后“士”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组成“士”阶层的有新兴地主、没落贵族、脱离农业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他们属于中层阶级，与底层人民接近，多才多艺，在天文、历算、政治、地理、军事等方面都有杰出才干，社会的大裂变，将他们从沉重的宗法制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上取得了独立地位，而追求霸业的诸侯们争相养士，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据有关文献，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士人犹恐不及。春秋“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及秦相吕不韦手下聚集了大量的门客、食客，使“士”成为专业的文化阶层。这些士人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阶级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不同的要求和主张，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产生的阶级基础。 诸子百家及“百家争鸣” 所谓“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概说，不是实指。因诸子百家多出现在战国间，故又有“战国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