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把草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仍然回到群众中去.doc

把草书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 仍然回到群众中去 　　董 春 阳 草书起源于民间，为了趋急赴速应运而生。它的母体就是汉字，离开汉字的结构、形体，草书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理，中国书法的艺术创作，谁要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企图撇开或者抛弃这一源泉，中国书法将荡然无存；离开汉字侈谈什么“书法新潮”、“现代书法”、“艺术书法”，甚至有人还大喊：“中国书法过时了，只有扫除创作障碍的汉字，才会有希望。”这无疑是无视客观规律的自欺欺人之谈。汉字有自己的独特造字规律与法则，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民生活、工作需要的不同，汉字的结构、形象也有不同的变化，但其基本原则未变。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总结汉字的造字基本结构与功用的基础上编纂了我国第一部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提出“六书”学说（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对统一文字、广为传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两千余年来一直成为篆刻家、书法家书写小篆的圭臬。 正因为汉字有不同的类别，有自己独特的书写形态，乃是历代书法家由此而生发出不同的书体美学思想，形成各有千秋的书法艺术流派。因而将汉字看成是中国书法艺术表现方法的一种物质外壳。 正因为汉字形体变迁历程的长期、复杂、多变、多样性、逐渐形成了不同书 时代的不同书风倾向，如汉尚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情。这是从一个朝代的整体书风而言，细分之又有各种书风流派，以唐为例，欧阳询、楮遂良、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张旭、怀素、孙过庭等，又有各自的个性特征。发展到明清，虽然皇朝提倡“馆阁体”并以此取仕，但社会流行的书风却是百花齐放，尤其碑学兴起，更是繁花似锦、五彩斑斓，如王铎、傅山、八大山人（朱耷）、赵之谦、张裕钊、金农、郑板桥、邓石如、杨沂孙、翁同和、刘墉、钱南园、康有为、杨守敬、李瑞清，清末的华世奎、吴昌硕、郑孝胥等，各有各的个人风格。正因为如此，方使中国书法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正如殷荪先生在《汉字与书法——篇首余语》里所说的：“中国书法之所以在书写艺术美的审美情趣方面能够感染人，是因为汉字字体、书体的文字书写形态，已经转化成为一种深邃、含蓄的艺术内涵与艺术意境，使汉字具有艺术化的书写效果，进而使以这一书写效果为创作构思的书法作品寓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评论文艺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标准，永远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应该恪守的准则，这是有机的统一体，不能割裂，更不能任意篡改。在两个标准的指导下，文艺创作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信息时代，计算机、数码技术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着日显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仍然不能代替汉字书法的实用和艺术价值。书法创作应该在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加以改革与创新。 现在各国文字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我们不能数典忘祖，舍近求远。家有至宝，视之若敝 屣，良可畏也！20世纪 年代，有人曾提倡汉字拉丁化，说什么汉字的难识难写导致中国难以进步，甚至杞人忧天，大有亡国之虞。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出自对国运的忧虑提出这种主张，似乎还有一点道理。 “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解放后的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世界上的国际事务没有中国的参加很难顺利通行，尤其是目睹发达的众多的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成立孔子学院学习中国文化，甚至在中小学普遍设立汉语课，以便与中国在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和经济等领域开展多方面交流与合作，所有这些与当年国运凋疲的旧中国已是天壤之别。当今，和谐的社会给中国文字改革的发展，提供了及其有利的外部环境。 “多少事，从来急，光阴迫，天地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满江红》词语）作为赶上这个好时代的人们该怎么办？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大课题。中共十七大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动员的号角，这对我们来说是激励，也是鞭策，在这繁花似锦的艺术春天到来之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教艺术工作者，能不奋进？！我虽已耄耋之年。但也要如“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如果当时那些主张拉丁化的人如鲁迅、钱玄同等这些在“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先进人物能活到现在，亲身感受这昌盛国运，也将会与时俱进改变立场观点的。我们是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苛责于古人，“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邓小平语） 对于草书的普及化、大众化，我们应该有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精神，走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的道路。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何况，国民党元老、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近代中国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此主张，并创立标准草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