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流徽州地域文化.doc

合流的徽州地域文化 ——兼论徽州文化的历史借鉴 　　徽州文化（上包春秋之前的江南越文化），作为中国地方文化百花园中历史材料最全、涉及内容最广、最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的一枝奇葩，它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化轨迹的缩影。“有鉴于往事，资以治道”，当前，我们研究整理徽州文化，一定不能只单单固守在学术讨论的范畴，要通过理顺徽州文化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商业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重视前车之鉴，结合本地区特点，使我们的政治经济活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趋利避害，从而减少盲目性。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徽州文化具备了以上这些特点呢？我们研究利用徽州文化，又要从中取得怎样的历史借鉴呢？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合流的文化 　　人的行为可以考虑是由环境和人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这种人和环境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是徽州文化得以萌芽和发展的本质原因。不论是北人南迁，还是徽人外出，以及后来的徽州文化的独特性特征，都与地理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对于动物来说，如果现实生活环境被破坏或不适于其居住时，它们往往会采取办法或寻找迁移到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人，也是这样；但人的迁移不仅仅是一种生死的趋避，更重要的，它通过改变或迁移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力的转移和发展，带动文化的融合并继续大发展。古徽州居吴越上游，秦时始设郡治，其地“三山环耸”，山路崎岖，“险峻为栈道”。察其交通，唯新安江和屯杭线水陆两大线路而已，是东汉末以来，由中原南下的富豪士族的最佳避难所。他们的到来，不仅因为本身的定居给此地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对山越人传统的土著文化业不啻是一个很大冲击。东晋时，深居山泽的山越人陆续外迁，他们和南下至此的“中原－徽州人”共同开发此地，中原文化和土著山越文化迅速融合，前者在改造后者的同时，也深受后者无法回避的影响，于是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徽州文化的雏形，它既不是具体而微的“大一统”中原封建文化的简单翻版，又先进于山越土著文化，不是它独立发展的产物。但是，从已知的历史遗迹和出土的文物看，古徽州似乎没有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的倾向。于是有人认为徽州可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阶段，这是不足以全信的，依此地古代气候，富者遗迹尚少之如此，贫者的“文物”又何堪哉？如果说徽州曾经有过奴隶制模式，那么当在夏与秦或东汉间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最初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但和别处不同，由于崇山峻岭把境域分成彼此交通不便而相对独立的许多单元，徽州的奴隶制也许是一种家族奴隶制，那还只是初期的城邦奴隶制形式，当然这得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去证明。 　　马尔萨斯人口论告诉我们：人口和食物供给量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行为的最初动因，人需要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掌握为生存所需要的技术；但是，人不仅会选择自然环境，而且会选择社会环境，因为人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接近环境，接受环境信息，进而作出行动与否的决定。随着本地人口的增加（自然增长和移民增加），人多地少，岁饥民荒的现象日益突出。“洪武四年，官给户田分军、匠、民、儒、僧、尼、道士等，户一十一万七千一百一十口”，“山居十之五，民鲜田畴”。康熙《休宁县志》上说：“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但是“安土重迁”的徽州人，尽管后来他们离乡背井甚至几十年，他们的心还在徽州，这就为后来徽州文化特别是建筑艺术，社学教育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 　　徽州人走出重山之后，很快，他们选择了杭州、南通、甚至纽约、旧金山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居留，而且找到了经商这一解决衣食的良方。客观上，徽州“邑中土不给食”，需要他们一开始就要得利养家，另外，作为一种土著质朴文化的携带者，外出的徽州人很快的接受异地文化，融合自身因素，创造出一种雅俗共赏、开合自然的新质文化。这种新的文化诞生甚至成长于异地，而终集于徽州，所以说徽州文化既以本地土著文化为根，又以中原等地文化为干，几经融流而成；它既带有本地独特的封闭性、稳定性特点，又作为其地之外各种文化的辐射聚点，因而具有系统性、典型性。 　　二、地域的文化 　　尽管徽州地形较为闭塞，矿产资源贫乏，“无金银铜锡之产”，但山区茶叶、水果、药材、木石等相当丰富，”“篠荡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这不仅为徽商的兴起，而且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一是提供了实物材料，表现在竹、木、砖、石的雕刻，歙砚、徽墨的制作等直接从自然界取得材料以加工的艺术方面尤为明显；二是为徽州文化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物质内容。绘画和雕刻是两种关联密切的艺术表现形式，但无论是主张“师法自然”，以徽州山水等自然景物入诗入画的新安画派，还是庄谐并作，以云、鸟、山、水等为内容的徽派雕刻，无不体现着题材内容“取之自然”这一规则。在医学上，作为中医学的新安医学，它的成果大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药源的丰歉性。民国《歙志·卷三·产物·药属》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