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出走前后北京.doc

张作霖出走前后的北京 顾执中 一 一九二八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北渡长江，举行北伐时，我是上海《新闻报》的随军记者，先随同冯玉祥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沿陇海线采访战讯，四月底转入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渝线采访。适逢济南“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山东，侵占青岛、济南，支持北洋军阀孙传芳、张宗昌；残杀中国老百姓、士兵与外交人员，霸占了济南铁路，阻止蒋介石的部队北进。 那时，蒋介石决定不抵抗日敌侵略，先由济南退到泰安，之后为了满足日敌要求，再退兖州。看来第一集团军北进可能已属十分渺茫，我以苦守无益，就留下了沈颂芳（跟我一同采访的新闻报记者），只身返回上海，和报馆负责人商讨后，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又只身从海道去天津。那时天津和北京等地仍在北洋军阀的头子张作霖手中。 将到塘沽时，听船上乘客讲，岸上驻有北洋军阀的大刀队，动不动就要砍头。上海人闻此极为寒心。因为一九二六年在孙传芳的统治将要崩溃的上海，沿民国路与法租界交界处，就驻有孙部李宝璋的大刀队，对出入行人，进行检查。这此丘八都不识字，只要搜查出身上一张纸，不管是账单或当票，统统说是传单，立即一刀砍下头来示众。于是我对自己简单的行李反复地检查，竟在外衣口袋里，寻出一个第二集团军的布质徽章，我赶快把它扔入海中。我通过大刀队的检查之后，直奔火车站，到了天津。 那是我第一次到天津。我住在国民饭店，稍息之后，就到《大公报》，拜访总编辑张季鸾先生。他是上海《新闻报》的驻津通讯员。我希望他能帮助我了解北方的形势，特别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北方的阴谋企图。张虽然善于分析形势，但对实际情况究竞怎样也没有把握。我于五月二十九日去访日本驻津领事白井。白井危言耸听，咄咄逼人。他说天津有日兵五千，飞机九架，驻在日租界七百码以外，随时可以应战；如北京东交民巷形势紧急，其防御线自将扩充。这时日兵已在天津布置铁丝网，操演巷战，试演飞机，火药气味很浓。 我在天津也看到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采访主任曹谷冰。胡待人很周到，初次见面，就请我在一家西菜社吃饭。因为天津不是我的新闻采访地区，饭后我旋即乘火车来到北京，时间是五月二十九日晚上。 在前门找到旅馆后，我就到梁家园《新闻报》北京采访部办事处去看记者张亚庸。张为人儒雅开朗，好酒，从早到晚手不释杯。他的新闻来源主要来自各机关内线，另外就是北京各通讯社发送的稿件，直接采访的新闻不多。张和北京的若干同业见我特地从上海跑来，表示欢迎，招待很好，但对帮助我这个人地两生、北京活又十分蹩脚的人开展新闻活动，表示很为难。于是我就包下了一辆黄包车，要到什么地方去，用不着我操心问路，黄包车自会拉到那去。东交民巷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新闻活动中心。我首先去访日本军官建川（少将），他告知我在东交民巷驻有五百名日军，其任务是以保护日本使馆和日本侨民为主，不干涉中国军队进驻北京；日本和各国驻军也不会派联合军队把守北京城门。他讲话的语气，跟日驻津领事白井截然不同。 我找到外国公馆的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他也表示：使团对中国的内政不预备插手。张作霖对北京的放弃已属显然。 我在东交民巷，得识若干英、美记者，他们跟中国《新闻报》在新闻采访上不存在矛盾，没有竞争。我们约定经常见面，交换消息，这使我在北京的新闻来源，顿时多了起来。 二 六月一是晨，从前门车站获悉；张作霖在京家属，已于这天凌晨乘车出关。张的行装、家具，在前门车站月台上堆积如山，可见张作霖本人出走在即，这天日使馆参赞天羽英二接见我时，声称日军决不占领北京，也不拒绝北伐军队入城。一日下午四时，张作霖会见英、美、日、法等国大使，向他们声明以后的北京治安问题。张作霖出走，使形势急转直下。我主张把这一头条要闻立即拍发上海《新闻报》。但以张亚庸为首的《新闻报》驻京办事处人员苦苦劝阻，要我千万不要拍发。认为即使张出走了，北京还留有他的驻军，电报局还有他派的新闻检查员，到处有大刀队，一经查出这种不利于他的绝密新闻，追究起来，张亚庸和我免不了都要做刀下之鬼。我想我是专来北京探访新闻的，舍此重要消息不发，实在痛心。我便对张亚庸说：我们不拍由收报人付费的新闻电，而改用付现款的私人电；收电地方，不写上海《新闻报》，而写上海汉口路二七四号某人收；电报的内容不说张作霖离京出走，而改用可以猜得出的隐语，如：“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远先生代为管理”，来影射张作霖于一日晚出走，所有政务由国务院代为维持。收电人写的是陈达哉，他是《新闻报》编辑部中最为机灵的一位。他必能想到我只身来京，并无小妾；即使离京他往，也无电告的必要。从而悟出离京的不是我，而是张作霖；至于“郭务远”是国务院谐音更属显然。大家认为办法稳妥就同意拍发了。事后得知，上海《新闻报》就在六月二日发表了张作霖出走的消息，是这样登的：“张作霖眷属一日晨出京，张作霖一日晚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