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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名中学生 ——读温家宝总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讲话有感 曹舒天 假如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将多么希望我背上那沉甸甸的书包能变得轻巧，好让我在回家路上昂起头来直一直腰；假如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将多么不希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发生在我身上，好让我在某个早晨贪婪睡到自然醒；假如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将多么不希望每堂课都瞪着四只眼看密密麻麻的黑板，偶尔也能和老师同学一道呼吸教室外清新的空气；假如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将多么希望老师家长不会因为我考试分数低责罚我，要是他们能看到我的闪光点，那多好…… 不过我早已不是中学生了，作为一名担任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的中学教师，我每天都看着这些孩子忙忙碌碌，奔在两点一线的家校路上。他们的书包很重，作业很多，考试频繁，压力不小，我很同情他们，但同时自己也当起了“压迫者”， “再添一项作业，把今天的课文背诵下来”、“明天咱们考第三单元，别忘了回家复习”、“你今天怎么迟到了？明天要起早一点了”“你这次又没考好啊，自己说问题出在哪儿了……”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我的确没有考虑孩子们的感受，我变成了一个监工，拿着时光的鞭子，严厉地鞭策着他们，追逐着大考小考的胜利。他们跑得很卖力，忘记了停下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温家宝总理在他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讲话中说道：“我最近常思考，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到，有些东西单从老师那里是学不来的，就是人的思维、人的理想、人的创造精神、人的道德准则”，是啊，如果每一位老师，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只把眼光局限在每次考试的分数上，那么孩子们将不知不觉地在学习生活中失去很多东西，在追追赶赶中忽略了对思维、理想、创造精神、道德准则的培养，这样的孩子，是不幸的。原本他们也许会成为时代洪流中强有力的弄潮儿，却因为教育方法的不当蜕作庸人，碌碌无为。 反躬自省，教师是不是应该再给每一个孩子多一点自己的时间？这里多给的时间，不是说让他们用来玩耍、打游戏、看毫无益处的劣质书刊，而是去开发自己的思维、树立自己的理想、培养自己的创造精神、建立自己的道德准则。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横加干涉，不应该盲目牵引，而要耐心地关注，巧妙地引导。如果每一位教师都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稚嫩的孩子们，那么他们的成长必然因为这不当的外力而变得畸形。《陶行知全集》卷一《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中这样说道：“学生自治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现今学行并重，不独讲究知识，而且要求所以实验知识的方法……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该注意的，在乎实行；但是，现今学校中所通行的修身伦理，很少实行的机会；即或有之，亦不过练习仪式而已。所以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为分而为二。若想除去这种弊端，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共和国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自治上，他们可以养成几种主要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学生自治，若办得妥当，可算是实验的修身，实验的伦理。”陶行知先生所谓的“学生自治”，真是将我们数千年来的“保育主义”“干涉主义”“严格主义”打翻在地，正是温总理对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改革教学方法的要求。 在最近的一次班会课上，我问起孩子们的理想，发现他们的理想五花八门，非常有意思，于是就让他们写下来，我一一读后珍藏了起来。一个叫陶成的孩子，他说自己最大的理想便是进NBA打球，成为科比一样的超级球星，我笑了，虽然我的体育知识很贫乏，但我也明白以他的身高、身体素质，进NBA无非是天方夜谭，即使在班级，甚至在学校他的体育都很突出。但我没有在课上打击他的自信心，而是在课下找他谈了一番话，谈话中，我是多么想说：陶成，你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可以报考大学里的体育系，如果你成了体育特长生，文化课又好，那就可以上一所名牌高校……但我忍住了，没有给他指出那条在我们成年人看来金光闪闪的大道，而是把能进NBA的球员的基本素质告诉他，他着实想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他很沮丧，脸色都变了，不过最后他坚定地说：“老师，我还有一个理想，是小时候的，那就是当警察。”我笑了，很开心，仿佛已经看到他穿着警服，帅气又自信，脸上洒满阳光。这时我说：“很好，这个理想可以通过你的努力实现，但你要明白，当警察光靠一副好身板还是不行，学习还是要抓紧，你想一想自己最近的表现，你自己满意吗……”他是一个比较淘气的小孩，但是这次谈话他听得很认真，眼睛里流露出了信服的神情，我想，这要比武断地打消他进军NBA的念头好得多。 “学和思的结合，行和知的结合，对于学生来讲非常重要，人的理想和思维，老师是不能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恰恰理想和思维决定人的一生。这不是分数能代表的。”中学生还小，他们会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背得烂熟，但不一定能理解其中涵义，他们会记住“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