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学院及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差距.docVIP

约翰?奎尔奇教授一直以独特的案例教学闻名 　　出生于英国伦敦，拥有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位，担任过伦敦商学院院长和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约翰·奎尔奇今年2月举家迁到上海，受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在全球著名商学院领导者中，选择来中国商学院任职的，他是第一个。他也因此成为非常少有的在欧洲、美洲、亚洲都管理过顶尖商学院的教授。 　　如果说上任伊始，60岁的奎尔奇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玩笑上，“属兔的我在兔年来到上海是一件吉利的事”；那么履职5个月之后，他已走访了多家中国商学院，也接触了众多商学院教授和商界人士。在对中国管理教育有了更切实际的感受后，从他的眼睛看出去，当下国内商学院在理念、师资、课程、人才培养等诸方面还面临着哪些挑战？最近，奎尔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报首席记者 李雪林 　　未来几年，中国商学院和MBA项目的数量会逐渐下降，好的商学院打败差的商学院，差的商学院会被淘汰出局。 　　记者：您刚刚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时候曾经提到，中国的管理教育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培养更加出色的杰出领袖，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今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奎尔奇：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我所描述过的那样，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制约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仍然是人才的匮乏。如果说目前中国还有什么东西短缺的话，那就是受过职业训练的商业领袖。我来中国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更多这样的人才。 　　记者：您在三个洲的知名商学院担任过院长，能否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三个地区商学院不同的认识？ 　　奎尔奇：在中国，每个人对我都持欢迎的态度。我希望自己能够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使教授和员工按照一种方式做事情，使得中欧和其他商学院的差距缩小。 　　记者：中国商学院和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差距在哪里呢？ 　　奎尔奇：中欧不是一个典型的国内商学院，而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商学院，我们的定位是“中国深度，全球广度”，很难用中欧作为例子来描述国内商学院和欧美商学院的差距。 　　从学术角度看中国的商学院，一些硬性的学科，比如注重数字的经济学、会计等方面，会有很多专家。但在软性学科方面，比如人力资源、领导力战略等等，专家的人数就偏少。 　　国内商学院的数量非常多，MBA项目也非常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对管理教育的需求旺盛，发展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建立商学院起初的投入不会那么多，相比于建一个理科学院，建立一所商学院更容易。 　　相信未来会出现震荡的局面，质量很差的商学院不会存活下去，学生通过互联网有效传播信息，可以全面掌握对一个商学院的评价。所以，好的商学院会打败差的商学院。未来几年，商学院和MBA项目的数量不会越来越多，而会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整体质量会大幅提高。好的商学院会不断发展，差的商学院会因此淘汰出市场。 　　记者：那么中国商学院维持一个怎样的规模，才算是合适的？ 　　奎尔奇：假设中国和美国的发展水平一致，美国一年MBA毕业生16万人，按照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四倍的比例来计算，中国MBA毕业生每年应达到65万人。 　　哈佛商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每年毕业1000名MBA和EMBA学生。假设一年要培养65万MBA，那么就需要将近1000个中欧这样规模的商学院。但是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每年可能需要20万毕业生。 　　但每年20万毕业生中的四分之三，可能是从比较糟糕的MBA项目毕业的。他们能力不够，不能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因此到底应该培养多少数量的MBA毕业生，还会出现变动。 　　招聘教授的三个原则：要找就找最优秀的；要让他在课堂试讲；他上课不是为了赚足腰包。 　　记者：美国一年培养的MBA大约为16万人，而目前中国的MBA毕业生数远少于美国，这也说明中国MBA培养的市场空间很大。在您所说的这种调整中，怎么去满足市场的需求？ 　　奎尔奇：我认为，质量控制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商学院有高质量的师资规模。学生的需求量很大，若没有合适的师资，定会抑制商学院的扩张，阻碍管理教育项目的发展。 　　记者：您刚刚谈到，国内商学院缺乏软性课程的师资。我们知道，软性课程更需要由实践经验丰富的教授来担纲，而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商学院，讲软课程的教师很多都是从课堂到课堂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奎尔奇：在中欧，我们的教授在受聘之前，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某一个阶段都是在企业度过的。现在，学生的要求很高，为了确保教授在课堂讲解的内容能提供一些实践性的智慧，中欧要求他们必须在商界打拼过才行。即使某些教授不一定在企业有过全职工作经历，我们也激励他去做咨询项目，参与高层管理培训项目，去公司做董事会成员，从而更多获得来自企业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