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及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docVIP

???? 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 　 　　近些年来，郑和研究几成显学。在当前国内外大环境下，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从来没有提升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加之适逢纪念郑和出使600周年，相关的论文、专著、译著和普及读物，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现于中国读者面前。然而，如此之多的相关文字中，似乎很少见以专文形式论及阿拉伯古籍对这一人类航海史上重大事件的史料记载。我们知道，古代阿拉伯学者酷爱著书立说，尤喜鸿篇巨制，热衷于将自己目睹耳闻的有意义和有意思之事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以传后世，那么他们对郑和船队那样大的场面和那样大的动静有无文字记载呢?他们写了没有，写了什么，写了多少——既然郑和船队到过阿拉伯是其出海远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么这种来自对方的文献印证，其价值毫无疑问是非同一般的。 　　记得几年前偶然在一部阿拉伯古籍中看到有关郑和船队记载的那一晚，自己着实有点兴奋，不过兴奋之余倒还清醒地知道接下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看中国人此前是否已经提到过它。若从未提及，意义自然重大。经过简单查阅不难发现，198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关系史译丛》中，曾刊载了日本学者家岛彦一的《郑和分腙访问也门》一文，其中引录了阿拉伯古籍中关于郑和船队的部分记载，中国学者对此如获至宝反复转引，尽管日本学者所据古籍与我看到的并非同一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那位以其《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震动西方评论界并让不少中国人激动不已(因为该书震撼点是郑和发现了美洲)的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中国人于1421—1423年间环球航行证据索引》之“史学家们的描述”一节中也曾提到：“依本·塔格里·白第(埃及)／《埃及史》中国船队到达红海和吉大／1431年。”…孟席斯提及的这部古籍与我看到的是同一部，但不知他是否引录过原始文献。 　　由于了解到自己发现的这段关于郑和船队的史料，整体上对中国学者和读者来讲不是“全新的”，所以当初的兴奋不说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于是只好暂且搁笔。不过，最近重新翻阅当时的读书笔记，自己的想法还是有了一些改变，于是重拾笔杆儿写下这篇文字，作为所谓披览阿拉伯古籍札记的一篇。家岛彦一所引有关郑和船队的译文出自麦格里齐(1364—1441，al-Maqarīzī)的《道程志》(al-Masalikwa al-Mamalik)。这个书名在中国学者笔下也常译作《道里邦国志》，阿拉伯古籍中与此同名的著作不下几十部。而我看到的载有郑和船队情况的古籍名为《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al-Nujūm al-Zahirah Fī Mulūk Misr Wa al-Qahirah)，作者是伊本·泰格齐·拜尔迪(Ibn Taghzī Bardī，1410—1470)。两书作者都是埃及著名历史学家。若论时间，前者略早于后者；若论知名度，前者素有“埃及史学家之王”的美称，显然比后者要大。但若论著作的权威性，并非麦格里齐代表作的《道程志》，则远不及拜尔迪的《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后者被公认为研究埃及历史的最重要典籍之一，深受后世学者推崇，引用率极高。鉴于事关郑和，因此但凡阿拉伯古籍中有所记载都应一一从原文翻译过来以备相关学者查证研究。即便这些史料有时大同小异，但这种小异同样不可小视。 　　此外，正如人们所见到的，迄今中国学者引录的阿拉伯古籍中关于郑和船队的文字记载，全部为转译。一般说来，转译的文献比之直接译自原文的，在可信度上要略逊一等，因为转译过程中前面译者万一出现误译，后面译者很难甄别。所以重要外文史料即使已有转译，也须由原文再次翻译，至少可以互相参证。不仅如此，凡属外国经典皆应有直接译自原文的版本，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而在译文可靠性得到基本保证的条件下，中国学者应当首先考虑引用中国学者自己直接译自原文的文献资料。? ?　　至于孟席斯提到的《埃及史》，实际上与《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是同一部著作，我国学者有时也将其译为《埃及帝王史通纪》。《埃及史》这一书名显然是欧洲学者根据内容为了简单好记另外起的。这也是大多数西方的东方学家的惯用方法，因为很多阿拉伯古籍书名确实过长，有的甚至为了强化修辞美感，不惜画蛇添足。以本书为例，作者为使书名具有押韵效果而使用了“耀眼”与“开罗”两词，而后一词显然是多余的。本书作者伊本·泰格齐·拜尔迪，有多部珍贵著作传于后世，包括：传记类作品《(名人全传)后的清泉》、《素丹与哈里发趣事之源》，历史著作《目睹者的游览》、《日日月月的重大事件》和《古今之学的充盈之海》等。《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为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本文要谈的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史料，就出现在这部全书约合中文400万字、形式为编年体的重要史籍之中。拜尔迪在此书(伊历)835年条下这样记写道： 　　“这一年10月22日，从光荣的麦加传来消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