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叙说》P280–284.docVIP

1868年一代 从明治维新（1868年）到《帝国宪法》的颁布，在日本发生的广泛的社会变革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的。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明治政府再明治维新后仅仅第三年就在两年的时间内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多数政府首脑官员派到欧美去视察（1871年到1873年）。另一方面，民间大众也对西方文明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例如福泽谕吉的《劝学》，据说从1872年出版第一篇到1880年的九年期间，就印刷了22万册（而当时人口大约有3500万）。要想以西方社会与文化为榜样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的话，必须将德川时代以来的的教育制度与内容进行重新改革。而对此改革的必要性，明治政府也好，民间的领导者也好似乎早已领会。明治元年，京都府已经创建小学学校，福泽谕吉将当时的英语补习学校改为庆应义塾（即后来的庆应义塾大学）。第二年，政府设立的开成学校与医学校，打算进行西方式的高等教育（开成学校的首次开校是1873年，与医学校合并为东京帝国大学是在1877年） 。继此之后大隈重信设立了东京专门学校（1882年设立，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明治维新中间前后大约20年的时间，在18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一代文学家、思想家，都是在新所接受制度的大学里接受西方式的教育这一点与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一代是不同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发生的社会变革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的。政府首脑以及民间大众都积极响应，全国的教育机制慢慢向西方靠拢。 但是他们大部分所接受的初级教育的内容主要继承是德川时代以来的汉文学。例如幸田露伴（1867--1947）作为明治维新前夕的下等幕府官臣的孩子，剩余江户下谷，六岁接受练字和朗读课文的个人教授，后来从小学升入中学，并在中学时候中途退学，去东京英语学校（后来的青山学院）与汉文学的私塾继续读书。他十五岁的时候他进行了自我回顾（在亲笔撰写的《年谱》）说道“虽然我仍年少无知，我窥视程朱学的篱笆却欣然领会”。与幸田露伴童年出生的夏目漱石（1867--1916），作为名主之子，出生在江户牛込，上完小学后，在相应的私塾中分别于14岁学习汉文学，16岁学习英语。后来去了官立的大学预备学校（后来的第一高登中学），然后去了东京帝国大学英语系。由于大学都是集中在东京一代的，所以不管是官立的也好私立的也好，地方出身的人在故乡学习过汉字与英语之后，为了上大学而去东京这一点是不同的。但是，少年时候学习汉文学以及后来学习英语，后来上大学这样的教育过程是这一代一般的特征。比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早几年出生的坪内逍遥（1859--1930）、森欧外（1862--1922）也好，以及比他们晚几年出生的田山花袋、岛崎藤村也好这一特征是不变的。少年时期以朗读为主的汉学习惯随着后来明治政府对设立的小学、中学的学校制度进行整顿，渐渐消失了。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代的文学家与后来的世代相区分开来了。例如，夏目漱石会写汉诗。芥川龙之介已经不会写汉诗了，但是却能轻松的阅读汉诗。而到了中村真一郎却为了阅读汉诗克服了不少困难。到了1945前后出生的文学家除了稀有的例子之外，几乎都读不了汉文书籍了吧。如此，1868年这一世代的人，不仅仅是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第一代而具有鲜明的特征，也同时是作为最后一代能阅读汉籍的一代而被赋予鲜明的特征。这个世代的文学家与后来的世代相区分开来了。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第一代而具有鲜明的特征，也同时是作为最后一代能阅读汉籍的一代而被赋予鲜明的特征。 不仅如此。1868年这个年代的文学家，他们的青少年期也是明治天皇制官僚国家的青少年期。一方面有自由民权运动，另一方面有对外的国权伸长论（征韩论、不平等条约的改正要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例如“明六社”人人都直接与政治相关，如果与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制度相关联的话，那个时代所孕育出来的兴趣，是面向明治社会全体的发展方向或者是面向急剧的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本身的。社会变化的内容第一个是“文明开化”，是以西方社会为榜样的“近代化”的反复试验。森鸥外以及夏目漱石不断的提出与“西方化”和文化传统的关系相关的问题。他们曾作为留学生与欧洲文化有过直接的接触与认知，现在仍然对德川时代以来的文学性、思想性的传统很熟悉，所以在文化对决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方面，他们内在的问题是与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整体的问题相一致的。社会变革内容的第二个是官僚国家积极推进的产业资本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日清战争的赔偿金除外，没有从外部引进大量资金，而且急剧的发展了。高额的地租与廉价的劳动力，造成了大众结构性的贫困以及不断极端化悲惨的贫困境地。田中正造、内村鉴三以及木下尚江所作出的尖锐反应正是面向这种事态的。也就是可以说，政治性知识分子的后继者是抱有对社会兴趣感的一代。这一代变革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文明开化”，是以西方社会为榜样的“近代化”的反复试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