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铭文和其书法艺术.docVIP

大足石刻铭文及其书法艺术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城东北，始建于初唐永徽元年，历经五代，盛于两宋，下迄明清，余绪至民国末年。计有摩岩75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是中国不可多得的释、儒、道“三教合一”的石窟艺术群，享有“北敦煌南大足”之美誉，与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把中国石窟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是中国乃至世界石窟史上最后一座艺术丰碑。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铭文是大足石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含石窟、古塔文保单位范围内，刻写在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内容的文字，共计1009件，计104410字。从铭文类别及时代来看：经偈颂文368件，计20480字；造像镌记、石匠题名286件，计14815字；历代碑刻、诗文180件，计45757字；寺院遗址出土北宋圆雕纪年造像镌记16件、宋代墓志铭4件，计3044字。从石窟规模、开凿年代、造像内容、铭文数量及其特色来看：初中晚唐开凿的石窟3?处（尖山子、圣水寺、北山），以体现唐代系列造像；南宋宝顶石窟，以突出龛刻经、偈、颂文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石窟道场的造像内容；两宋石窟27?处，以体现宋代造像“三教”并臻的特色；明、清石窟26?处；南宋多宝塔、晚清文峰塔；北宋大钟寺造像镌记16?件，宋墓志铭碑4?件。它的形成有两个高潮、两个中心地带（一是晚唐五代北山石窟；一是宋代宝顶石窟）、四个时期（唐前、后期；前、后蜀期；北宋、南宋期；明、清、民国期），其中晚唐至南宋为黄金时期，精华多呈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它不仅为考古学、美术学及宗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还为我们全景展示了一部大足石刻艺术兴衰史。 　　10万余字铭文中，多为金石史中的佳品，真、草、行、篆、隶完备纷呈，北碑、南帖融汇贯通，民间书法、名家书法交相辉映，书法艺术价值极高，为中国书法从笔法、字法和章法上提供了珍贵的临摹范本，在我国石窟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数众多的耕耘者和崇拜者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书法的民间特征尤为明显。初、中唐时期是民间书法的序品，唐末至南宋为民间书法最丰盛的时期。其草率的笔画，随势的结体，缓慢的行笔，因石布局占据了主流，流露出淳朴散慢的自然之美。主要体现在：以刀代笔，直接刻凿，酷似印章边款，极具金石味，如《弥勒说法图龛镌记》等；点画形态、字形结构、章法布局和审美格调与楷书拉开一定的距离，字距紧凑，字体欹侧，有格界但在书写中又超出格界，充满童真稚趣和无意识审美倾向，如《造“三教”像龛镌记》等；字体追求视觉效果，率意、天真、奇趣又不失规范，呈现出轻松秀雅的书写风格，如《牧牛图》偈语等；故意追求毛笔书写的效果，因工匠的随心所欲、不谙成规，反增稚拙和烂漫之气，如《栽植柏树记》等；既追求铭石书风，也刻意追求笔墨效果，用笔干练老辣、笔意圆润，字形左倾右斜、变态无常，章法布局错落有致，如《造观音像记》等。如此不凡的创作境界，多为前期敦煌、龙门石窟中少见，从中可以较好地窥探初唐以来各个时期民间书法真实的艺术水准。 　　从北宋到明清，蜀中无战事，社会相对安宁，使众多北方的文人志士、能工巧匠、大德高僧纷纷来蜀避难和献艺。众多镌刻题记者中，以西北地区的伏元俊、伏世能姓氏、河南“颍川胥安人”工匠最多，他们把北方书法的精髓移植过来，不断加以内化，推陈出新，“北碑南帖”高度融合。如佚名《宝岩》题刻，与北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相比较，对字法的处理和章法的运用遥相呼应，但含蓄内敛的表达则更胜一筹；如《祖师法身经目塔》，其书法面貌与山东《四山摩岩刻经》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分明就是北方宏大书风的重现；如《造淑明皇后龛镌记》则合理移植了敦煌书法雄强刚健的意韵，厚实而蕴藉，阳刚且阴柔；如《造释迦佛龛及捐资建塔题赞》与河南《龙门二十品》诸版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隶书如佚名《残刻》则明显承接了《乙瑛碑》的轻灵韵致。行书如《行书碑》，笔法源自《争座位帖》，颇具颜真卿书法意势，在整体风貌上倾向于敦厚、雄强、爽健的“豪放”审美特征，乃北方石窟的继续发扬与光大，这为研究刻石书法在审美趣味上向北方书体学习提供了参考。 　　开凿北山石窟先后有昌州刺史韦君靖、节度左押衙赵师恪等；开凿多宝塔有泸南沿边安抚史冯大学、南山石窟有乡贡进士何浩之父何正言、石篆山石窟有大庄园庄严逊、佛安桥石窟有当地“庄主”古及之等，宝顶石窟更是在朝廷要员魏了翁、杜孝严和府、州官员支持下建成，明初石刻造像题记复苏亦与蜀献王朱椿“驾临宝顶”有关，他们自身书写水平颇高，书法审美能力了得，能刻石者定当非同小辈，书法成就必然丰硕。如魏了翁“毗卢庵”三个篆书大字，用笔古朴纯厚，静中寓动，平中显奇，光彩照人，是不可多得的存世妙品；隶书如《纪行诗碑》，篆书入笔，转折处多圆笔，结体以波折取势，字距行距收放自如，布局意蕴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