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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信仰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 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 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这恰好为我们发展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 思主义。 如果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物 质化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上。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①坚持社会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 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说现今世界上存在 着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邦萨伊德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 我曾说：“权力不是印钞机。但可以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 品出售。”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道德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这正是 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精髓。西方认为：“亡党者，共产党也。”正是基于我们部分党员 道德沦丧乃至信仰滑坡这一事实。有的人观望别人的时候总是谴责别人道德败坏，自己行动 的时候却又在败坏道德。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难道我们也不能选择是否有一 副或好或坏的心肠？笔落在有坏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谋杀者手里还危险。面子是别人给 的，脸是自己丢的。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 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② 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改革 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这就是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所提 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 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 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 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过去 我曾讲：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的问题在南疆，南疆的问题在宗教。 今天我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政治体制改革有两 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 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会沉默，会沉思， 但最擅长的却是接受。思想拒绝冗长。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 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 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③在动态中治国。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大抵与中央主义有 关。中国历史简言之就是一群人拥向中央，一群人逃离中央的历史。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 是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建立的。社会越运动，思想越深刻；社会越平静，思想越简单。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 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 张力结合才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西进西进 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说：“西出阳关天地宽。”中国西部是亚洲心脏。亚洲腹 心谁主沉浮？西进应当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的重要战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战略重心向西 移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早在几年前就做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很多人都把这种 决策看作是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而采取的战略举措，我认为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西进战 略，我的理解是着眼于影响周边乃至远达欧洲的战略谋划。有的事容易开头，不容易结尾； 有的事容易结尾，不容易开头。西进战略则是开头与结尾俱难的事。 西进战略的核心是直扑中亚。中亚是第二个中东。不仅在资源上是第二个中东，在局势 方面亦是第二个中东。中亚极具地缘战略价值。可以说，位于欧亚大陆桥两端的国家，谁控 制了中亚，谁就可能控制另一端国家的明天。苏联解体后，中亚争夺战已打响。美国占了先 机。中国紧随其后。“上海五国机制”是我们进军中亚的号角。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已经 制定完成。其它大国的中亚战略仍在襁褓中。从地缘政治上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