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我作”到“我要作”.doc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对干部思想作风建设反弹问题的一点思考 以往的思想作风建设，用三个字可以概括，就是“要我做”。通过教育、监督和制度措施，先给大家提供一个“范式”，再提出强烈要求，“要”大家按照这些“范式”言行。虽然这些“范式”是社会的需要、道德的需要或法治的需要，但它毕竟是一种被动式、约束式的方法，其优点是直截了当、见效快，但缺点是持续时短、易反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的天性总是倾向自由的，并且这种“倾向自由”的自然本性远远高于“倾向控制”的社会规定性，无论束缚正义与否，被束缚者总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寻求一条摆脱之路。但人毕竟是社会之人，“摆脱”几乎是不可能的，迫于身份、地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活在这世上的人都不得不无条件地接受一些不愿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必要束缚。于是，人们在“两难”的境地中寻求着一种平衡，也践行着一种变通之路，即一方面被动地接受束缚，一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异化着束缚。一些学习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一些监督制度执行不力、形同虚设，正是这种异化的产物。当然，这也可能正是以往作风整顿难以持续见效，并不断出现反弹的原因之一吧。 那么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我们在作风建设的策略上有所转变，有所深化，有所创新，从“由外向内”的“要我做”转化为“由内向外”的“我要做”，把外在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需要。如果说“要我做”铸出的是铁，那么“我要做”炼成的则是钢。当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使每个人都能发自内心地接受制约，身心愉悦地遵从束缚，积极主动地内省反思，始终如一地保持良好作风，谈何容易？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无计可施、无所作为了呢？恰恰相反，正是这样，我们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一切内因皆来自外因。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创造大量的、有利于激发内因的良好外因。具体说来，就是要充分运用党员干部对作风纪律“不敢”违反、“不想”违反、“不愿”违反的三种自发心理，努力促成一种“我要”遵守的自觉心理。 一是增大不良作风者个人风险成本，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努力促成“不敢”违反心理向“我要”遵守心理的转化。不该反抗就要学会顺从，不敢反抗就要争取主动。划红线、设雷池、亮红灯、搞警示，作风纪律不容违反，谁敢以身试法，就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决不能手软，坚决把不良作风“堵”在门外。久而久之，不用再三论证，无须反复强调，作风纪律的外在要求就会慢慢地反映在大脑深处，铭刻在人心之上，成为自我默认的言行准则和理所当然的内心需求。内在心理也就顺利地实现了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化。只不过，增大不良作风者个人风险成本，不是说有错便一棍子将人打死，而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把握好轻重缓急，进行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同时，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千万不要忘了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一切监督体系和约束机制都会变得苍白无力，作风建设也会失去应有根基。时间长了，作风不端的人又会乘虚而入，甚至无所顾忌地卷土重来，心理逆转，作风反弹。 二是按照“双赢”原则，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努力促成“不想”违反心理向“我要”遵守心理的转化。作风好坏说到底还是一个“利”字在作怪，实现个人利益的方式有许多种，假公济私则作风败坏，公私分明则作风端正。当然，是人便有七情六欲，个人利益不一定就是坏东西，利用好了还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只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方式是每个人自己必须首先深思熟虑，慎重选择的，千万错不得，否则一失足则成千古恨。而作为作风建设的倡导者、决策者和建设者，也有义务为他们做出正确选择，并为以正当的方式获取个人利益创造条件、营造环境、献计出力。这就需要我们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健全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用“疏导”的办法来化解个人欲望，用“双赢”的思路实现团队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共存共荣、互促互进，全力以赴做大“蛋糕”，保证“大河之水”与“小河之水”二者在“正当”的前提下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勤劳者收获了个人利益，集体收获了团队利益，我们也收获了良好作风。于是一番权衡利弊之后，有了良好实现方式的人们自然减少了再通过违反作风纪律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想法”，“我要遵守”纪律的自觉心理也会随之形成。 三是抢占阵地高扬主旋律，激发豪情增强责任感，努力促成“不愿”违反心理向“我要”遵守心理的转化。作风建设正如种植一块田地，要削除杂草，刀砍、火烧都是很好的办法，但最好的办法还是种上庄稼，有了庄稼才能与杂草形成竞争，赢得优势。人的心田亦是如此，也需要有思想的良种抢占空间，与作风的莠草形成对峙，并最终赢得优势。这也正如主旋律的功效。无须用强硬的手段“设禁严堵”大噪音，也无须用过细的措施“疏通引导”小插曲，主旋律靠的是自身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