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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型城镇化十大范例 抓住新型城镇化契机破解发展难题 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新型城镇化建设典型案例 街道党工委书记陶湘闽就群众文化工作接受湖南卫视采访麓谷街道地处湖南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核心城区，面积约 20.8 平方公里，人口12.8 万，其前身为 1959 年所建的国营东方红农场，经 2000 年改制为镇后，于 2010 年析置成麓谷街道，现有延农、长丰、长庆、东塘 4 个农村型社区和麓景、麓源、麓泉、和馨园 4个城市型社区，驻街企事业单位 5000 余家。近年来，麓谷街道紧紧抓住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这一主题，加大城镇建设投入，城镇规模逐步扩大，城镇品味不断提升，城镇集聚和辐射功能明显增强。目前，街道建成区面积已扩展到 20.4 平方公里，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8%，城镇化率达 98%。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 麓谷街道发展过程和所辖区域具有四大典型特征，可以集中反映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困境：高新区园区体制使街道无法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原国营农场的撤销遗留了人员安置、管理体制转变、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内涵了农村与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拆迁征地的跨政策模式使失地农民补偿问题困难重重，群众上访接连不断。麓谷街道城镇化过程中集合了以上几大问题，这些问题驱动着麓谷街道新型城镇化的探索之路。（一）园区管理的核心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于 1988 年，是我国首批 27 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作为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的核心区、起步区，长沙高新区是长沙市两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核心示范区、改革试验区、产业集聚区。麓谷街道作为园区首府，是长沙高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目前，园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落户在街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聚集在街道。园区体制下的街道，政府职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缺乏应有的自主权、财经权，逐步被部门化，自主造血功能缺失。而且，随着大开发、大建设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加速，拆迁、安置不断改变居民原有环境，企业成批落户，人口大量涌入，快速变化的新环境、新事物，直接造成基层网络体系脱节，原有村组模式被打乱，管理无法到位，服务无法延伸。多年的拆迁及开发建设，也让原本淳朴的老百姓个人色彩加浓，利益驱动的思想在蔓延，金钱至上的风气在传播，群众集体意识逐渐淡薄，集体观念逐步淡化。（二）农场体制的转型区。麓谷街道前身为国营东方红农场。农场时代，辖区居民虽是农民，却享受着“国家粮”，和大多数农村相比，这里的人们吃着大锅饭，领着“粮票”、“油票”、“布票”，每月按时上班，按时记“工分”，按时领工资。42 年农场管理，10 年乡镇模式，再到 3 年街道，国营农场习性依然存留在百姓的骨子里，等、要、靠思想严重。拆迁失地后，往往具备劳动能力的居民，外出打工嫌累，坐在家里嫌穷，没事打麻将，没钱找政府，做事要轻松，待遇要求高，最后往往待遇多的企业进不去，待遇少的不愿搞，在他们眼里，政府就该给他们发“饭票”，到各级政府上访、闹访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还有部分基层党组织，也一直沿袭着农场时代的思维和管理模式，面对时刻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局面，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方法，集体经济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一直以来发展缓慢，面对各类无理取闹、违法违纪的人群，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不敢、不愿伸出正义的双手，社会正气严重不足。（三）城乡结合的过渡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部分农村集体土地逐步转为城市国有土地，农民逐步转变为市民。目前，街道辖区内存在城市与乡村两种社区，相互接触、混合及交融，其人口与社会结构特征地过渡性也十分明显。在整体规划设计的安置小区内，被征地农民虽“洗脚上岸”，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但并未“洗脑进城”，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仍然保留着农民气息，给政府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安置小区内，设计精美的绿化带，一夜之间便成了菜地，蔬菜瓜果一应俱全，群众的潜意识里，毫无城市文明的概念。婚丧嫁娶等乡村风俗也随处可见，每逢“红白喜事”，安置小区内灯火通明，各类喜庆道具随处摆放，鞭炮声络绎不绝，人情往来不断，活动过后，便是各式各样成堆的垃圾，无人收拾。（四）矛盾爆发的焦点区。从国营东方红农场到麓谷街道，我们历经了长沙市第 95 号令、第 60 号令、第 103 号令三套“征拆令”征收了 98%的土地。每套“征拆令”的拆迁安置模式各不相同，第 95 号令为政府划地、居民自建模式；第 60 号令为政府划地、集体规划建设 5 层农民安置小区，被征地农民无偿享有从地到天 5 层房屋，但农民社会保障缺失，需依靠集体经济发展自筹资金购买；第 103 号令则以货币安置为主，其安置方式为区级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保障房小区，被征地农民持货币购买，政府提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