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_以李泽厚为中心_丁耘.pdfVIP

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 丁 耘 ——以李泽厚为中心 二○○八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盖有以 焉。人间之事，凡三十年大概可作一小结。检讨这三十年前后的思潮兴 替，对于不断流变、纷繁复杂的实际历史过程而言，是一条比较简明的 考察线索。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 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即便是“研究国故”的学术、“保存国 粹”的思想，亦莫之能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 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 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我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 师”。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如果我们能够关 注：为什么是这四人在我们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如何被我 们这个时代所解释、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四位导师的教 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或可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理解“三 十年思想史”的整体气质与发展脉络。 改革绝不仅是基本国策的调整，它意味着大时代的自新精神。除了 大决裂的时刻，新时代当其酝酿期间，必然要同旧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 发生积极的联系，要从老经典那里挖出新可能。因而，知识界发现了作 为《巴黎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他给七十年代末带来的新概念叫做 “人”。实际上《手稿》里的这个概念本属费尔巴哈，在当时更是被塞入 了不少卢卡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的联姻注定是 短暂的。除了少数人取道《手稿》终生周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 卢卡奇化的马克思的崇拜者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挖掘对象，这就 1 7 是李泽厚化的康德。 李泽厚并不是什么康德专家，他的康德述评也很难说是康德研究的 必读书。但在用康德解释把握时代命脉甚至推动时代精神的意义上，李 泽厚无人可比。康德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刻居然如此激动人心，究其原 因，天时地利因素占据泰半。但把这种因素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力量， 李氏解释厥功至伟。 无论正统派们怎么想，时代的要求是从“人”这个概念向前推进。 思想的要求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要求也是如此。经李泽厚轻轻一拨， 青年马克思对老年马克思之局就变成了康德对黑格尔之局，省却多少麻 烦，打开无限生机。经由康德，一方面可以直接继承十八世纪的整个启 蒙传统，另一方面绕开了与正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黑格尔—马克思一 系，取道新康德主义奔向原先几乎属于“不可接触者”的“现代西方资 产阶级学术”、奔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李泽厚发现了 一个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深入思 索改革时代的主要问题：如何论证并建设现代社会？在这个现代化过程 如何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主体性”概念还触及了一个当时不 那么显著的问题：在那个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如何确定个人 的生活意义？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约为“社会”、“文化”、“个体生命”；或 者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 “现代”、“传统”、“安身立命”。至少在改 革的前半段，思想领域是被这样三个问题轴所宰制的。 以李泽厚的康德解释为原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参照系，为这三 十年来的思潮起伏绘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图景。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 开始了他们八十年代的新长征。甘阳引介了卡西尔。这位提出“人是符 号动物”的新康德主义者有助于把关注从“理性批判”转到“文化批判” 上。在“社会”问题（或者“现代性”问题）轴上，同新康德主义有密切关 系的马克斯·韦伯开始得到重视。韦伯研究者苏国勋、甘阳等参与了社 会学的学科重建工作。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导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研 1 8 究的崛起。社会学与经济学一同带动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逐渐 做大的经济学把社会学重建时那种对现代性的深沉思索简单化为“如何 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适应该体制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不幸的是， 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基本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这个倾向。社会学复 兴时刻的那个关注，除了被年轻的福柯研究者们一度保持之外，主要通 过马克斯·韦伯的对方、康德主义的真正终结者马丁·海德格尔得到了 最集中的表达。 进入九十年代，在李泽厚那里保持完整的问题领域在研究的深入中 逐渐失衡、解体并分化为“学科之争”。这是“现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