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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涿州商业发展问题研究 顾乃武 【摘 要】 唐代涿州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环境、涿州的新置带来的消 费市场的扩大及运河交通的发达，使涿州地区的商业在唐后期迅速发展起来。它 表明行政级别就是一种变相的经济资源，行政级别的提高对地域经济发展具有一 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涿州；商业发展；行政级别；地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唐代宗大历四年 (769年)析幽州三县，置涿州并以范阳县 （今河北涿州 ） [1] 为治。 自春秋战国以来，涿就是河北北部地区，临近幽州并仅次于幽州的地 域性城市，其地的商业发展程度应当不低。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 《房山石经题 记汇编》，载录了以幽州为主、涿州次之的商人行社造经资料。某些利用行社造 经资料进行的相关研究，虽然涉及到原幽州地区的商业问题，但并未对幽、涿分 [2] 立，涿州新置之后，涿州商业的发展情况加以探讨 ，涿州商业发展的具体形势 也就无法展现出来。制度对经济绩效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构造了人们在经济发展 [3] 中的激励结构。 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这层关系看，行政制度虽不是影响经济发 展的唯一因素，但也深刻作用于特定经济的发展。房山石经题记反映的涿州行社 信息看，在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唐后期涿州的新置、行政级别的提高，同样 ① 促进了涿州地域商业的一度兴盛。 一、涿州地区商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涿州在汉代就是河北北部著名的都会之一，其商业发展水平应当不会太低。 [4]但涿州地区经济的发达，主要体现在以督亢陂为基础，产生的相对发达的 “溉 ①唐代幽涿行社及乡村社邑造经现象主要存在于天宝贞元年间。作者曾探讨了幽涿行社造经现象的兴衰原 因，指出幽涿行社造经现象的衰落的原因，是在唐代市场管理手段变化的影响下，商人造经形式改变的结 果。此外，安史之乱后至元和年间 （766～835），幽州地区的禅宗日益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信众，一些律僧 也纷纷弃律从禅，更何况那些嗜利的商人？禅宗主张顿悟，不拜偶像，不立文字，刻经也就非至要之事。 房山行社造经及乡村社邑造经的衰落，与禅宗的发展、信众造经热情弱化不无关系。这也反映了不能以行 社造经数量的多寡作为商业发展标志的特点。参见拙作：《唐代市场制度变迁下的幽涿行社造经》，《学理论》 2013 年 12 月 （下）；黄春和：《唐幽州禅宗的传播及其影响》，《佛教文史》1994 年 7 期。 1 [5] 田膏腴”的农业。 北朝时期的涿州地区的粮食供应，对北部边境的仍至关重要。 如北齐皇建中(561年)，平州刺吏嵇晔 “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 [6] 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 。督亢旧陂的开发，说明涿州水利曾长期处于 荒废阶段，北齐时期方重新发展起来。 涿州地区自汉代以来的商业、农业发展形势，使范阳县在唐代又成为农业、 商业的发达城市：“有林麓陂池之利，至于井肆之大，关梁襟带之固，自河达燕， [7] 其北不过一二。”其县更有不下 2 万之众的人户。 在唐代户口鼎盛的天宝年间 （742～756），包括涿州地域在内的原幽州辖区，其户数总量尚不过 67242 户， [8] 涿州地区的户口占据了其中较大的比例。 即使安史之乱的发生，也没能打断涿 州的经济发展趋势。唐后期涿州的析置，与涿州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众多的户 口不无关系。 唐后期涿州为幽州镇支郡。幽州镇虽为割据性藩镇，但节度使大多重视农业 生产。如张仲武 “以边塞既宁，尤勤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