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和《聊斋》比较.doc

中西方文学中女性悲剧之比较 —《十日谈》与《聊斋志异》 摘要:十四世纪五十年代和十七世纪，在世界文化史上，这是两个极为接近的时代：它们都处于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的晚期，当时东西方都出现了“人性的解放”这样新的时代文化精神。十四世纪五十年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人的价值，提倡人的解放，即回归自然和本性。明代中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反对理学与儒教的自然人性论作为人性解放的开端，掀起了启蒙思潮。尽管清初政治、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但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反传统精神仍在继续流淌。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崇尚自然人性，鼓吹人性之私，肯定人与人欲。 关键词：悲剧；女性；比较。 《十日谈》第四天故事中：“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天昏地黑，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这其实是当时天主教会对他的迫害与威胁，但薄伽丘毫不惧怕，决心和封建势力战斗到底。他说：“我将不辞辛苦，不管那暴风刮得多猛，也要背转身来，继续我的工作。” 蒲松龄表面“文”而骨子里叛逆。在高压政策之下含蓄地抨击，也不乏直露的批判。《聊斋志异·促织》一文，实际上是通过成名一家的悲剧遭遇，控诉了“天子”的胡作非为。那是清初文字狱盛行嗜杀无辜的时代，蒲松龄却放笔去写，可见其勇敢与大胆。 《十日谈》作为欧洲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为意大利艺术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而《聊斋志异》——我国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两部作品都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然而，薄伽丘采用故事会的形式，别出心裁地以框架结构把这些故事有机地组成一个严谨、和谐的叙述系统。以大瘟疫作为一个引子，引出10名男女青年，并点明自然祸害导致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堕落，为整部作品涂抹出时代底色。 薄伽丘生活在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新时代的曙光己经露出，教会权威受到挑战。他关注人怎样摆脱封建教会的精神枷锁而掌握自己的命运。教会所宣扬的彼岸世界、天国幻想己成为作家嘲弄的对象了。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女性所得到的是人间的同情与传诵。 《聊斋志异》则是由491篇独立的小故事组合而成。据说蒲松龄在写这部《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写到书里面去，写成此书。二者都展示了作者自身所处时代广阔巨大的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聊斋》虽多数小说是通过幻象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仍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 一，往往被纳入伦理的心理结构之中。例如窦女受南二复蹂蹭之后，因为得不到夫妻名份，生下的儿子得不到父子名份而吃尽苦头。没有个名止言顺的伦理关系而成为她苦难的根源。公孙九娘因为“母不堪困苦死”而自杀，死后希望归葬父母侧而不得，成为飘零他乡的孤魂野鬼。 她们的苦难意识和莉莎贝达等人的追求个人的爱情和幸福，执意反抗旧的伦理关系而惨遭迫害就大不一样了。 二，儒家的“中和意识”往往使《聊斋》中悲剧女性的苦难意识被冲淡，“大团圆”的结局。 孔子提倡“哀而不伤”，怕人家悲过了头，要涂上“中和”的油彩。这就必然使悲剧人物的苦难意识被冲淡而缺乏应有的震撼力量。 如连城和乔生是知己，本应幸福的结合，而王家硬要捧打鸳鸯，以致这对恋人“乐死不乐生”。这本来是历尽苦难的，然而最后又拖了个“光明尾巴”，乔生与连城不仅结合了，还搭上个美人儿宾娘。这种苦难的消解同时也消解了悲剧效果。 崇高意识、抗争意识：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只有那些有非凡的追求与非凡的领悟的人遭遇不幸或毁灭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痛苦”。一个具有非凡的情感和理性的人，对人的价值的深刻领悟和执着的追求就必然具有人格崇高意识。西方文论家认为，主体缺乏对自我情感崇高性的领悟与追求，即使具有强烈的苦难意识也构不成悲剧人格。 《十日谈》那些悲剧女性中，有出身高贵的，也有一般市民，但她们都是崇尚个性，具有积极进取，主动抗争的精神，对爱情，对人的应有的权利的追求都一往无前、义无返顾的，有很高的自觉性。她们强调人类自然天性的应有发展。她们把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人类介理要求联系在起，这当然是种小平凡的领悟。囚此，她们的毁灭令人“恐惧与怜悯”。 如绮思梦达受到父亲唐克烈的指责后，毫不示弱地反问：你“应该记得那青春的规律对年青人具有多么大的支配力量!”她理直气壮地反驳唐克烈的门第观念：“你那班朝贵只是鄙夫而己”，那一个能与纪斯卜多相比!临死前还说:“我用不着你来哭，因为我不需要你的眼泪。”绮思梦达对于死亡的明察和彻悟支撑着她的强烈的抗争意识。这就将人生悲剧意识充分地、十分感人地展示出来了。 在《聊斋志异》中，悲剧人物的反抗意识往往表现得脆弱而被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