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梆子是山西4大梆子之1.docVIP

激昂慷慨 独树一帜 ——漫话上党梆子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王 利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上党梆子在文化背景、形成时间、语音语调、流行区域、民俗信仰、板式音乐、调式调性等方面的探究，增强人们对这一古老艺术的继承意识，其中所渗透出的历史情结和当代文化底蕴无所不在。它在引发人们情感共鸣的同时，现代意识的复苏又将世人唤醒到理性的轨道上，从而结构着新时期新的人文视角，诠释着现代人的思维模式。 · 关键词：上党梆子；音乐唱腔，表演形式，文化观念 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由于流行于晋东南——秦汉时期的上党郡地区而得名。过去，当地人称它为“大戏”，晋南人叫它为“东府戏”，河北邯郸一带叫它为“西府调”，或“泽州调”。一九三四年春，上党大戏在太原演出，有人把它叫为上党宫调，解放后改称为上党梆子。 源远流长的历史 关于上党梆子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一般人传说是早明末已经形成于泽州（今晋城），阳城一带。还有人说是从明朝沈王宫中传出来的，王宫当然创造不出一种戏曲来，但是民间艺术拿来加工则是可能的。《明史》载有一五四九到一五八二年在藩的沈宣王朱恬佼“好学，工古文辞，审音律”的话，倒可以为这一传说作艺参考性的印证。 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版《泽州府志,载有沁水县人樊度中的《东岳庙赛神仙》诗五首，第五首的第一句是“台上弋阳唱晚晴”。这里的“弋阳”可能指弋阳腔，也可能指上党梆子，樊度中是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的拔贡，这时，弋阳腔确已传到山西；可是像沁水这样的偏僻山区，似亦不易传到。上党梆子当时还没有个正式名称。诗人很可能是自诩风雅，把本地土戏称作“弋阳”。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上党梆子和弋阳腔的关系，尚待认真探索。 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零年）版《潞安府志》卷八载，当时的长子县知县王巨源曾禁“丧葬演戏”。同卷又载“富室旧用梨园送殡，今奉严禁，用者渐少”，当时一般富室在举行丧葬礼的时候，都要用职业的戏班（所谓“梨园”）演唱送殡，闹到了县官不得不明禁的地步，可见当时这种本地梨园一定很多，如果是外地来的少数班设是用不着禁止的。这说明十八世纪上党地区戏剧活动相当繁盛，也只有上党梆子才能这样频繁活动。 据老艺人传说，上党梆子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一八五一——一八七四年）已经非常昌盛。壶关的十万班曾进北京演出（山东枣梆的老艺人说，清光绪初年十万班还到过鲁西南）。十万班进京归来后很讲究行头排场，什么上八驮，中八驮，下八驮，前八驮，后八驮（当时的戏箱是骡马驮的，一头骡马驮的叫一驮），真是显赫一时。至今老艺人说起十万班来，还是兴致勃勃，赞不绝口的。到了二十世纪初，上党梆子的职业班社总共有三四十个，从业人员达一千五六百人。后来，由于军阀混战，农村破产，上党梆子日渐衰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上党梆子备受摧残，基本上全部停止了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太行山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给上党梆子带来了希望。人民作家赵树理同志十分重视戏曲这种艺术形式。他创作了现代戏《万象楼》，创作和改编了古装戏《邺宫图》和《韩玉娘》，宣扬了民族气节，揭露了敌伪丑态，激励反抗精神，由武乡光明剧团和襄垣农村剧团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接着《小二黑结婚》，《三大祝家庄》，《血泪仇》，《赤叶河》等剧目先后用上党梆子的繁荣发展，保留和培养了一批骨干。 全国解放后，上党梆子获得了长足进展。首先是各个剧团都建立了党支部，团支部，有些剧团还有工会，妇联的组织。废除了旧的规程，订立了新的制度，各个剧团的面貌都为之一新。在表演和化妆当面，也认真像兄弟剧种学习，一改过去旦角的人字鬓，七寸步，也成了珠翠满头，步履婆娑。一九五四年，在长治专署胜利剧团和高平朝阳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长治专区人民剧团第一分团（后改称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一九五六年组织了“长治专区戏曲赴京汇报演出团”向中央和首都人民汇报演出了《三关排宴》，《天波楼》，《皮秀英打虎》等剧目，受到了好评，并学习了兄弟剧种的许多长处。一九五九年组织了山西人民福建前线慰问团演出团第三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建国十周年时，全专区上党梆子剧团有十五个，从业人员一千多人（另有省戏校晋东南分校一个，培养青年演员)。这些剧团大都有编剧人员和自己整理加工的重点剧目。一九六二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三关排宴》（由赵树理同志协助整理）搬上了银幕。 十年动乱曾使上党梆子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