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铁事故信号商揭秘在京沪有20个项目〔表).doc

陕西省已发掘的重要遗址、墓葬 陕西是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地区。1933—1935年，以徐旭生、苏秉琦主持发掘宝鸡斗鸡台先周和两周墓地为肇端，标志着陕西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与起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现代考古视野的拓展和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以及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已陆续发掘各时代遗址、墓葬及陵墓从葬坑等520余处，其中有不少重大发现和科研成果，填补了中国考古学若干领域的空白。 旧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发掘了蓝田人、大荔人、洛南花石浪洞穴和韩城禹门口洞穴等遗址，由此确立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文化、中期的大荔人文化等序列。其中蓝田猿人遗址所出的女性头盖骨化石，是迄今亚洲北部发现的最早直立人化石；大荔人化石，则是早期智人化石的代表，它为探索亚洲黄种人的起源提供了依据。 陕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代表——老官台文化及其李家村类型，分别以发掘华县老官台和西乡李家村遗址而得名。此类遗存在渭河、汉江及丹江流域均有发现。该文化早期的临潼白家遗址，出有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彩陶，是探讨中国彩陶起源的有益线索。 仰韶文化遗址重点发掘了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长武下孟村、宝鸡北首岭和福临堡、岐山王家嘴、铜川李家沟和吕家崖、南郑龙岗寺等10多处，确立了仰韶文化半坡、史家和福临堡二期等类型及年代序列。其中的姜寨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并具代表性的一处。其聚落呈向心式布局，外环壕沟，显露了氏族社会早期的城郭雏形。在牛坡、姜寨等遗址的陶器上，还发现了50多种刻划符号，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之一。 陕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广阔，面貌较为复杂。通过发掘长安客省庄、临潼康家、蓝田泄湖、武功赵家来和浒西庄、岐山双庵、扶风案板、绥德小官道及神木石峁等遗址，确立了包括陕西龙山文化在内的若干文化、类型及年代序列，推动了对华夏文明起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研究。 夏商时期考古近年有所突破。在华县南沙、商州紫荆、东龙山及洛南焦村等遗址，均发现了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表明鼎盛时期的夏文化已从豫西进入陕西东部。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珍坊、泾阳高家堡、扶风白家窑和壹家堡等遗址或墓地，先后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冈上下层和殷墟时期的遗存，由此大致确立了商文化关中类型的编年标尺。陕北清涧相当于商代晚期的李家崖城址及墓葬的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可能是属于“鬼方”民族文化面貌的认识。 先周和西周考古成绩斐然。武功郑家坡和岸底、扶风刘家和北吕、长武碾子坡、宝鸡石嘴头和晁峪、麟游蔡家河等遗址或墓地的发掘，为探索先周文化及建立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周原遗址历时30多年的发掘，揭露出一批宫室、宗庙、作坊遗址和窖藏、墓葬等，出土了许多刻字甲骨、刻铭青铜器和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砖瓦及瓦当，对研究周人历史和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至关重要。长安丰镐遗址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目前已基本确定了两京的大致范围，发现的近30处大型夯土基址和发掘的包括三代井叔家族墓在内的1000余座墓葬，以及从葬马坑、车马坑、陶窑、窖藏等，为探讨西周社会形态及其物质文化特征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宝鸡国墓地及铜器窖藏的发掘，对探讨周文化与其它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以及西周封国的等级结构、礼仪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考古，多涉及到秦人遗存。通过对秦都雍城、栎阳、咸阳和秦公陵园、芷阳陵区、斗鸡台墓地，以及郑国渠渠首、魏长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在都城建制、宗庙与陵寝制度、水利施设、长城体系的研究及建立墓葬序列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考古收获，从而揭示出秦物质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征，反映了秦国所以崛起并进而统一中国的雄厚经济基础。 秦汉考古发掘及其成果世所瞩目。闻名中外的阿房宫遗址，历三次勘察和局部抢救发掘，基本明确了分布范围。经核实的前殿基址面积逾55万平方米，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夯土台基。仍在发掘的始皇陵兵马俑坑，气势恢宏，造型逼真，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汉长安城经过多年发掘、勘探，其范围、布局等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经重点发掘的城门、武库、工官官署、少府，以及制陶作坊和城郊的明堂辟雍、王莽九庙等遗址均收获很大。其中官署遗址所出数以万计的刻字骨签，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料。华阴京师仓、韩城冶铁和澄城铸钱等遗址的发掘，展示了汉代仓储设施和冶铸技术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咸阳西渭桥(一说沣河桥)遗址的发现，增添了古代木柱梁桥的实物资料。杜陵陵园遗址的揭露，对研究西汉帝陵陵园设计及其建筑形制、结构具有显著的意义。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所出一批式样新颖、精美和使用者身份、年代明确的青铜器，是汉代铜器难得的珍品。尚在发掘的阳陵从葬俑坑，已出陶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