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南海仲裁案.doc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南海仲裁案 作者：左希迎 如果不计网民，仅仅将7月12日以来的知识界舆论进行分类，不难发现，对南海仲裁案的理解主要来自三种视角：第一类以新闻媒体为代表，更多是对现状的报道和评估，这一视角往往夸大南海仲裁案的威胁与后果，这反映了新闻媒体的一贯模式。第二类以国际关系学界为代表，更加关注应对策略，往往过于侧重应然的因素。第三类是国际法学界，更多关注仲裁案的程序性问题。 南海问题错综复杂，利益盘根错节，对于仲裁案，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南海仲裁案就像个棱镜，折射出了不同颜色的光。如果回到南海仲裁案本身，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两个维度都不能忽视，问题是，在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上，国际法的维度缺少了现实操作的基础。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有四类法庭可以审理海洋争端：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按照争端一方要求发起仲裁程序的仲裁法庭，以及按照特定争端组建的特别仲裁法庭。其中，根据第二八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如果争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这项争端，除各方另有协议外，争端仅可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同意，菲律宾根据《公约》附件七的规定，有权利通过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程序。 当然，中国也是有权利不接受仲裁程序的。根据第二九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在不妨害根据第一节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形下，可以书面声明对于下列各类争端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不接受第二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早在2006年，中国政府已经依《公约》第二九八条规定提交排除性声明，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国际私法或仲裁管辖。从这一点来看，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在程序上并不合法。 国际法上存在的这种困境促使我们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国际法的限度。根据以上分析，《公约》事实上存在诸多可供各国按照自我利益解读的空间。如果单纯依照国际法来解决南海这么复杂的国际争端，最终结果恐怕是要成为一笔糊涂账。在南海问题上，国际法有很大的局限，尤其相关方之一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由此可见，从单一视角无法理解南海问题的本质，多种视角可能更为全面、客观。 第二，大国是否应该接受国际法？就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之前，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撰文直言：“中国无视南海仲裁是遵循一直以来的大国先例。”大国经常不接受国际仲裁也属常态，这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然而，在一个日趋规则化的国际社会里，没有大国能无视国际法。对中国而言，应该遵守国际法并无疑问，而问题在于哪些国际仲裁可以不接受，这值得学术界群策群力。 第三，如果有些国际法可以不接受，这种选择会有什么后果？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而言，最尴尬的局面在于被扣上不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帽子。所以，如何评估和选择，这个有待于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深入研究。 截然对立的南海秩序观念 冷战以后，某些重要的事件往往成为中国外交历史的时间节点，这包括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时间、2008年的奥运火炬事件和2012年的反日游行事件。此次南海仲裁案，在冲击度上可能比之以往重大事件有所不及，但是在影响上却无疑能够比肩。作为亚太地区的战略要地，作为中国崛起的关键区域，南海的风吹草动无疑会波及到地区秩序。 当前，南海存在两种不同导向的秩序观念。第一种以主权原则为导向，追求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主张不管争议国家选择何种方式，都不能违背主权国家的意志，这种秩序观念的坚持者是中国。相对而言，中国是当前国际社会中主权原则的坚定捍卫者，这不仅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也是基于主权观念跟中国所处位势相匹配。 梳理主权原则的起源要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从本质上来说，二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它既推崇国家主权，亦同时包含着对人权、民族自决和自由航行的肯定。冷战后，普世权利日趋强势，国际社会形成了截然相对的两种逻辑：主权原则主张限制侵犯主权，普世权利坚持可以干涉主权。 理解南海的秩序理念，需要将其置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下。 由此可以引申出，第二种以国际规则为导向，主张通过国际法或国际规范来解决争端，这种秩序观念的坚持者是菲律宾、越南和美国等国家。其实，这几个国家的初衷并不一致：美国旨在通过捍卫这一理念，以塑造中国的行为，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亚太安全秩序；菲律宾和越南则是因为实力较弱，只能靠规则削弱中国在南海上的合法性。 对于中国而言，坚持主权原则固然是我们南海政策之根本，但是忽视国际法无益于维护国家利益。中国政府有必要深入研读国际法，做到熟练应用。毕竟，只有在能够熟练使用的前提下，才能有资格选择不使用。 在南海两种秩序观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发挥的作用殊为关键，两国的互动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一方面，南海成为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