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商银行建立.docVIP

2 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银行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 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人是当时任清政府“铁路总办”的盛宣怀。盛宣怀系江苏武进人，其父曾任安徽省庐州府知府。庐州是清朝大官僚李鸿章的故乡，盛、李两家由此结下私交。1870年，盛宣怀到李鸿章处当幕僚。1876年李鸿章派盛宣怀赴上海会同上海道台冯焌光与英国谈判赎回淞沪铁路事宜，因谈判成功，盛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1879年，任盛宣怀为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成为他兴办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李鸿章开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诸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由于李鸿章的器重，盛宣怀与这些企业关系密切，有的便由他直接管理或接办。1896年，经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北洋大臣王文韶保举，盛宣怀出任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同时接办汉阳铁厂。 盛宣怀在督办铁路事务之后，便决意兴办自己的银行。在通商银行成立前，从1845年英国在香港设立丽如银行起，英、法、德、日、俄等国已在中国开设二十多家银行，以此操纵中国的经济。盛宣怀在经手向帝国主义借款兴办芦汉铁路（后改为京汉铁路）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只有兴办自己的银行，才能为兴办铁路提供保证，“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盛宣怀总结日本强盛的原因在于理财得法，而银行的发行钞票和资金调剂作用尤大。他看到建造铁路需要招收华股和外国投资，款项数字大，必须兴办自己的银行，才能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不让利益流到外国人手中。所以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他陈述兴办银行的宗旨是：“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中国自办银行，触犯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英国、帝俄、法、奥等国都要求合办，加以阻挠。而清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派，也有意刁难。盛宣怀利用与王文韶、翁同龢私人交情，才排除了各方面的阻挠，几经波折，使通商银行于1897年5月27日正式营业。 通商银行成立时的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于1898年收足。盛宣怀任总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资本的2/5。此外，以盛宣怀名义（包括盛本人和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3万两，王文韶投资5万两，银行总董——亦官亦商的张振勋和严信厚也分别投资10万两和5万两。以上几笔达193万两，占实收资本的4/5，可见该银行的股东绝大部分都属于封建官僚买办阶级。该行成立时，设总董九人，均由盛宣怀指派。其下属分行，设有分董。通商银行“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不仅内部规章制定完全仿照汇丰银行章程拟订，而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经营上的实权。成立时还把钱庄首领、上海北市钱业会馆首创人，即咸康钱庄经理陈笙郊拉来任买办（后改称华大班）。帐房也分洋账房和华帐房。总行的帐册、薄据等全用英文记载。 从1911年辛亥革命前该行的业务来看，其存款是凭借政治特权，多方兜揽。最初几年存款的主要来源是清政府的存款，其次是官督商办企业的闲置资本，最后是各地关道和道台的待解款以及少数买办、官僚的个人存款。其放款则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如1897年底，对外国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放款154万两，占放款总额的60%，这些洋行、商号、钱庄都是为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效劳；向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近代企业的工业放款为91.3万两，占放款总额的36%。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放款，辛亥革命前历年的余额占整个放款的比重都不到10%。 中国通商银行是发行券的中国第一家银行。成立时，获清政府户都批准发行银元和银两两种钞票。银元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银两券分为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五种。其钞票的式样照汇丰银行在香港发行的式样，正面印“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字样，并有洋大班美德伦的英文签字，反面印有“中国通商银行钞票永远通用”和“只认票不认人”等字样。该行最早的章程称，钞票的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制，但绝大数年份的现金准备都远远低于发行数字。通过钞票发行，获得巨额利润。如从1905年到1911年的七年中，通商银行发行钞票没有准备的部分（每年平均约140万两），按当时贷款最低利率8%计算，获取利润就高达80万两以上。 通商银行从成立到上海解放的五十二年间，其掌权人早期是大买办官僚盛宣怀，中期是买办资产阶级傅筱庵，后期是大流氓资产阶级杜月笙，银行本身也经历了封建官僚控制、商办、官商合办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都与反动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不管怎样，它开启了中国银行信贷事业的新时代，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