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创造性叛逆.doc

译介学导论 第三章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文学翻译和其他翻译的根本区别是：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它所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著名文学家茅盾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它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翻译的实践表明，人们在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却始终是存在差距的。这其中的原因有艺术上的，也有语言本身的。 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西方翻译史上有名的不可译论的代表）说：“我们不能把已具审美形式的东西化成另一个仍是审美的形式。”这是从美学原理角度强调文学翻译的困难。 *另一方面，文学翻译的目标与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的差距又是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是唯一局限于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 特定语言环境内的历史的文化积淀和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经验，使该语言的使用者在使用某一特定词汇时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赋予该语言以特定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举例：“天高云淡”一词在汉语这一特定语言环境中，使人产生“海阔天空、壮志满怀”或“秋高气爽、秋风萧杀”等诗的意境，产生许多丰富的联想。但是把这四个字照搬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去时，如译成英语“The sky is high,the clouds are thin.”英语读者恐怕就无法产生相似的联想。 *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译作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的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举例：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培根的《谈读书》，译者使用文言文体，用词高度凝练又及其准确，行文遣句流畅简约，通篇风格浑然一体，使人不仅得到思想的教益，而且得到美的艺术的享受。这篇译文除了思想来自于原作者外，其余都是译者的贡献。用这样的语言去表达原作的思想，即是一种创造。 有人把翻译喻之为“戴着镣铐跳舞”，可谓极其形象的道出了翻译的艰难本质。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炼的文学形式和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 举例：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翻译杨巨源的《城东早春》时，将新春译为early may，因为中国和欧洲的时序景物不同，在中国五月已经将近暮春，所以这样的译法是对原诗的叛逆。但这种叛逆并非出自译者的本意，译者这样译恐怕是出于押韵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特点不止于“变形”，它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叛逆的主体是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概括起来是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表现有以下四种： 1.个性化翻译 举例：同样是译拜伦的诗，梁启超用的是元曲体，马君武用七言古体诗，苏曼殊用五言古体诗，胡适则用离骚体。不同的诗不仅赋予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更塑造了彼此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 举例：傅东华在翻译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时，碰到原作中的外国人名，都把它们中国化了，对话方面也力求像中国话，这吸引了广大的中国读者。 比较多的个性化翻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归化，所谓归化，它的表面现象是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入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是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都存在着一个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 个性化翻译的另个特征：异化：译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的现象。 举例：英国诗人庞德把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为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这是译者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意象并置手法，它甚至还触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2. 误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