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变革从负债2元到年产值500亿.doc

华西村变革 从负债2000元到年产值500亿 文/戎一人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给人寒冷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户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昏暗的煤油灯，一个个神情紧张地在一份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 这个夜晚和这份“包干制”契约被当作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载入了史册。不过，当时最为中国最高层政治家属意的村子，是与小岗村一省之隔的江苏华西村。 先行一步 秘密致富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一位50岁的中年人坐在会场中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手中的文件，时不时在纸上写写画画。当他听到邓小平同志呼吁“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时，立时会心一笑，忍不住鼓起掌来。这位中年人叫吴仁宝，时任江苏省江阴县党委书记、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从28岁开始当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76岁，创纪录的48年，把华西村打造成了“天下第一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0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为题对华西村给以高规格报道，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这是华西村第二次被《人民日报》报道。1975年，华西村曾被《人民日报》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而这一次登上头版头条，则从此被赋予了全新的样板意义。而吴仁宝隐藏多年的秘密，也终于有机会得见天日。 当时的吴仁宝，不仅是中共十一大代表、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书记，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一家地下运转近10年的村办五金厂的领导者。对吴仁宝来说，这个“秘密身份”显然更具吸引力，以至于当1980年上级想调吴仁宝担任苏州地区农工部部长时，吴仁宝却请求组织让他回到华西村。 1969年，已经当了近14年华西村书记的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秘密抽调20名村民创建了一家小五金厂。在“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冒险的，这个五金厂也成了村里的最高机密。 “原来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我们抓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嘴上要喊，具体不要去做。发展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是抓全面发展。实践下来，单靠农业富不起来的，要富起来，我们农民，特别是我们人多地少的地方更要搞其它行业”，吴仁宝说，“上面不准搞怎么办？我们办的小五金厂，我们必威体育官网网址，对外不讲。领导来怎么办？领导来我们有数的。因为上面的领导也不统一，有的领导说要搞经济，有的领导说要抓阶级斗争。上面要抓阶级斗争的领导来了，我就不给他看了。看什么？把职工带到外面去，铲草皮，积河泥，搞得轰轰烈烈。上面的领导一看他非常高兴，他走了。我们把工人再叫回来，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要加班加点。所以我们这样搞的，过去我们工作一天要15个小时，现在来说8小时还有双休日，那时不同的。” 正是这种当时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1978年，华西村的家底已经有100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成为名副其实富甲一方的“百万元村”。 独树一帜 快速发展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农村变革，华西村当时正在发生的则是另一场变革。它是从人民公社集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一类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也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现任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协恩说：“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时，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已经有100万了，但我们的销售额、产值也只有大概一百零几万，那时华西人均纯收入只有210块钱。真正要说华西有所改变的时代就是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早期和中期这段时间，华西的发展非常快。” 八十年代的华西村依托上海搞“横向联营”，通过每个周末请上海的工程师进行指导的方式，把上海的技术移植过来。这种用班车请到华西村的工程师，最多时一次有一百多人。这些“礼拜天工程师”的到来，不光为华西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帮助华西村培养了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年轻技师和工人，发展工业的技术基础更加雄厚。于是，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政策越来越放开，华西村越发如鱼得水。 改革开放后，江浙一带除了少数像华西村这样“潜伏”的民间企业显露出来，还有无数乡镇企业后知后觉地崛起了。华西村在于这些企业的竞争中依旧占据优势——除了前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华西村还有一个宝贵的资产——品牌。“当时有好多地方是贴牌生产，比如贴上海的商标，而我们还是“华西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