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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诗〕、〔骚〕传统
第一章 《诗》、《骚》传统
学习提示:《诗经》与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影响甚大。本章重点学习三个问题:《诗经》及其“六义”;屈原的人格力量与楚辞的诗学精神;《诗经》与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不只体现在文本层面或者说技巧层面,更主要的是确立了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追溯它的源头,我们自然会想到《诗经》与楚辞。它们在中国古典文学殿堂中璀璨夺目,熠熠生辉,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不仅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独具民族特色的诗骚传统。
第一节 《诗经》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甚至被当作“谏书”。但是《诗经》又是诗,具有诗体文学的艺术特征,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立了中国古典诗歌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传统。
一、《诗经》的结集与流传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因为它收录305篇诗歌,故又称“诗三百”。《诗经》主要收集了自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些作品产生的地域大体包括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及汉水上游地区,即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的一部分。《诗经》的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
《诗经》在先秦时期是音乐作品,所有的诗篇都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经》。“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所谓“遒人”便是古代帝王派出去了解民情的使臣,而杜预认为这些使臣以木铎徇路的目的就是采集歌谣。此外,《礼记·王制》也说到古时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到了汉代,关于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的记载很多,如《汉书·食货志》、何休《公羊春秋注》。尽管这种说法的确切性还有争论,但考虑到《诗经》中作品来源的广泛性,如果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这些诗篇很难汇集到周王室。而出土文献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在论及邦风时,说到“溥观民俗”,这为周代有采风之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材料。
关于“献诗”说,先秦的文献如《国语》中就有记载。《国语·周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先秦许多典籍也有朝臣献诗讽谏的记载。而《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也记录了诗的作者和他们作诗的目的,如《大雅·烝民》、《民劳》、《小雅·节南山》、《巷伯》等。所以,《诗经》中的诗篇有三个来源:从各地采集的诗篇,主要是《风》诗;公卿大夫至于列士献诗,主要集中在《雅》诗中;朝廷乐官保留的仪式用乐,如祭祀诗、燕飨诗等,这类诗歌集中在《颂》诗中,也包括《雅》诗中的一些诗篇。
至于《诗经》是如何编撰成书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是经孔子删选而成。而从《左传》季札观乐来看,孔子之前应该有和今本《诗经》差不多的文本存在。所以司马迁之后,人们便一直对“孔子删诗”说提出质疑。直至今日,关于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定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孔子不是《诗经》最初的删选者,但他对《诗经》有“正乐”之功,并且对《诗经》作过系统的整理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孔子删《诗》也有可能。当然,究竟是何人最初编选了《诗经》、如何编选的、到孔子时《诗》经过了几次编选等一系列问题,今天已经很难搞清楚了。《周礼》等记载先秦时期大师以六诗教瞽矇、大司乐以六诗教国子,故《诗经》结集或与乐官有关。
战国以前,《诗》主要掌于大师和大司乐之手,大师以《诗》教瞽矇,以服务于各种礼仪场合。而大司乐以《诗》教国子,以培养各种政治人才,所以孔子论《诗》有“授之以政”说、“使于四方”说。《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记载有大量赋诗言志的事例,诸侯君臣出使或交接邻国,常称引《诗》中之句以表达自己心意或以《诗》专对,以此来考量诸侯君臣之贤愚不肖。春秋后期以至战国时期,礼坏乐崩,朝聘之事渐息,故赋诗之风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此时,儒家等诸子学派兴起,《诗》进入诸子视野,实现了由乐章义向辞章义的转变。诸子尤其是儒家著述大量称引《诗》句,以取譬连类的方式,对《诗》进行伦理化的阐释,以发挥《诗》的修身功能和社会功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项羽焚烧咸阳的大火,对先秦典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诗经》因为“便于讽诵”而得以基本保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了“挟书令”,《诗经》等先秦儒家典籍渐渐大行于世,有鲁(鲁人申培)、齐(齐人辕固)、韩(燕人韩婴)等今文三家诗学。西汉时期,三家诗便立为博士,成为官学,学徒甚众,盛极一时。又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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