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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先锋”到“精神先锋” 　　文学批评家洪治纲长期从事先锋文学批评，当代先锋小说家余华，是他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洪先生所著《余华评传》较详尽地叙述了余华的生活背景，系统介绍了余华小说创作之路及其创作观念的转变轨迹。洪先生此作才情洋溢、思维缜密、眼光敏锐，但笔者认为，《余华评传》对“形式先锋”和“精神先锋”等问题采取了模糊的处理态度。 　　 　　一、“有意忽略”及其内因 　　 　　《余华评传》按照时间顺序对余华的创作道路进行历时分析。概括地看，洪治纲对余华创作生命的整体路径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时期：其一，上世纪80年代余华在不断吸收川端康成、卡夫卡等人的创作养分基础上进行的先锋尝试时期，代表作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等；其二，自1990年的《在细雨中呼喊》后，开始注重小说人物的生命感，向精神先锋转向时期，代表作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 　　洪治纲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两个时期的创作形式和观念之转变的描述中完成了余华先锋转向的叙述，但自始至终没有对余华小说“形式”与“精神”的内在关系进行阐释。只是从抽象的角度对转向进行了模糊概括，“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不仅跨越了纯粹的理性主义向感性主义回归的重要鸿沟，而且还找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通道，使自己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学的内在价值”。这种转向和跨越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忽略了其中的内核问题：形式如何实现精神之表达?在笔者看来，直面这一问题存在着逻辑难点和评述的自相矛盾因素，因此洪治纲研究中选择了“忽略”观照余华作品中先锋的“形式”和“精神”的实质关联。具体原因有三： 　　其一，关联的具体性。从作家对先锋形式的不断尝试这一现象上来看，“先锋精神”的独特性必然与先锋叙事形式相关联。但这种关联的具体形态究竟如何?怎样的先锋形式有助于先锋精神的表达，怎样的先锋形式又会陷入“语言游戏的怪圈”?很难得出普适性的结论，只有基于具体作品进行个体分析或类别分析。洪治纲抛弃阐述“形式”对“精神”表达的作用，避免了具体分析中的前后矛盾。 　　其二，逻辑的内在矛盾。洪治纲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余华先锋小说在形式上的特点为极端先锋叙事，而上世纪90年代转向后开始缓解和传统写作模式的关系，引入古典叙事手段。洪治纲肯定这种创作模式的变化，换言之，他认为先锋和传统形式的融合更有助于“先锋精神”的表达。若对这种观念进行详述，那么上世纪80年代的极端化先锋形式下的作品，便很难如洪治纲评述的那样实现了“精神先锋”意味上的挺进。两个阶段之间的评价态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三，本质主义的要求。为求理论的整饬性，洪治纲将长篇小说的初创《在细雨中呼喊》，作为形式转向的标志点，以实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小说尝试和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本质区别。这种转向标志点的划分方法有意忽略转向的渐进性，避免在转向过程中分析的创作心理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带来的难题。但需要明了的是，余华小说创作前期乃至整个创作道路上，传统写作手法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例如，在《在细雨中呼喊》之前，中篇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一文，已经大量充斥着传统叙事手段，与先锋叙事策略结合构成二元叙事模式。又如，更早的《四月三日事件》和《现实一种》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叙事策略的影子。 　　 　　二、“忽略”后的沉思：二元叙事及其合法性 　　 　　既然说洪治纲是“有意”的忽略，那么这种“忽略”背后总能窥见或明或暗的一些思考和例证。在笔者看来，这种沉思即为：二元叙事转向。余华的先锋转向在形式上表现为：从单一先锋叙事转向先锋叙事和古典叙事融合的二元叙事模式。中国当代先锋作品大量存在古典叙事策略和手段，这里所谓的古典叙事泛指区别于先锋叙事的经典的、传统的叙事方法，其基本特征是符合现实经验感受和知识理性逻辑。当然，洪治纲的论述中未提及“二元叙事”的概念，也没有从叙事学的角度明确提出和严格分析二元叙事策略，但《余华评转》也间接、零散地提出了一些二元叙事策略合法性的佐证。如此可以窥见洪治纲在对叙事策略的“有意忽略”后依然对此问题有着思考的蛛丝马迹。 　　首先，精神先锋性与理性知识之间是互融互斥关系，这种关系从形式上可通过二元叙事模式展开。正如上文所述，形式上的先锋性尝试，是先锋小说的初期形态。精神自由和内心真实才是先锋小说的最终价值诉求。精神自由和内心真实可追溯到取决于人的先验规定性的生命真实，因此精神自由和内心真实可以看作生命真实的体验。余华在前期偏爱通过暴力和死亡(洪治纲从精神分析的方法出发，论述了这和其自小生活环境有关系)来表达这种生命真实，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到《四月三日事件》中都可明显看到。对于先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