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到“文明”.docVIP

从“文化”到“文明” 　　21世纪的中国，必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是否做好准备固然是一大问题，但国际舞台博弈的时不我待却也是惊心动魄。但有一点原则或许不错，那就是无论如何应当寻回并重构华夏文明的文化血统，并以此为立基，积极参与构建整体性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而现时代体现的“文明的冲突”的无序性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机遇。 　　 　　一、文明史视野的呈现 　　 　　虽然，世界之进人中国人的视域，可远溯自汉唐盛世；而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传教士之进入中国可谓开辟一崭新时代。即便强调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史，19世纪以来也可说是蔚为潮流。这些，都可以视为我们“求知识于世界”的光辉记录。可若论及系统梳理世界的文化与文明史脉络源流，系统地在学术层面探知世界，则还必须在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之后开始说起；而就系统性的丛书论，则20世纪80年代，周谷城、田汝康先生主编“世界文化丛书”，洋洋40册，可谓蔚为大观，既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还有引入的外人著作；至于在论述范围上，既有理论性的构建，也有国别性的专著(重要的大国文化如法、德、英、美、日、俄，一般的国别与地区文化如墨西哥、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区域性文化如阿拉伯、斯拉夫、中亚、非洲，传统文化如希伯来、犹太、希腊、罗马等都有)；甚至比较文化、宗教哲学等均有涉猎。但考察其思路，仍是“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这里的“文化”含义，无疑问的是与政治、经济相对立的宽泛的“大文化”概念。也许正是由于“文化”的歧义甚多，所以主编者也似乎并不强求一律，无意在理论上有所统一，甚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如此留下广阔的“自由空间”，当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让作者“信马由缰”，自在驰骋。但话说回来，这同样显示出在理论构建和问题意识上，中国学者还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与本土立场。 　　就此而言，世界文明史的研究确实相当重要。就汉语学界状况而言，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皇皇26册，大陆版亦已问世经年，但其重在叙事，英文原题乃《文明的故事》；而比较具有学术意义的系统梳理，则当推美国学者伯恩斯等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而汝信先生主持的“世界文明”系列，同样试图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他指出：“文明不是与世隔绝、孤立自在和自我封闭的实体，它需要与外部交往，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对话和交流，从外界不断获得营养，吸取新的活力，焕发新的生机，才能发展壮大。”而“世界文明整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同的文明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如此标立自家视角，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前贤的认知，如罗素从具体文化关系人手，展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界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图景，季羡林更明确表态：“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 　　但仅仅停留在文化交流、互动、发展等层次，还不足以展现充分的学术命题。这样我们必须提及亨廷顿的研究，作为一代大学者，亨廷顿以极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作为民族分子的责任担当，发“文明冲突”之宏论，虽然这之后不乏对其进行“诛心之论”的深刻批判，但我们也需要理解，这本就是亨廷顿的出色当行，他并不是一个文化学者，而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学家，所以他忧虑美国人的民族危机，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感到震惊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他的论述中居然有如此深厚的人文底蕴，他对文化、思想、观念等高端层面的深刻洞察力，使其对文明的讨论如此“力透纸背”，发人深省。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论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乃至争鸣，在中国也曾轰动一时。不过国人对热点话题，不论其学术程度如何，往往只有三分钟热度，过后往往“烟消云散”，就像外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的热情一样，从来少见持久者。在这种背景下，能够持之以恒地对之进行学术探索的尝试就显得难能可贵了。故此，汝信先生主持的“世界文明”系列，在数量上虽暂不如“世界文化丛书”，但却已经显示出某种可贵的理论探索姿态，从最初的“世界文明大系”(12卷13册)到现在的“世界文明通论”(7卷10册)，显示出步步推进的姿态。就普及意义来说，其功用自然甚大；就理论探索的自觉而言，也可圈可点，譬如后者就包括《文明理论》、《国外文明理论研究》等册，为我们反观西方文明学的进展提供了一定线索。 　　相比较偏重叙述的“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通论”显然更关注理论问题。而比较20世纪90年代的学界发展，可能更容易显示出后来者的突破。从专业上亦可看出这两套丛书的区分，周谷城先生治史，在世界史与中国史领域诸多贡献，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