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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伤逝》到《蜗居》 　　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文学时代”里，作者如雷贯耳的大名和作品本身的份量，吸引了一代代的读者寻着它去读。 　　六六的长篇小说《蜗居》，出版于当今的“影视时代”。作品的艺术成就与《伤逝》并不在一个层级，若不是同名电视剧的拉动，可以肯定地说，知道还有小说《蜗居》的人，只能是一个狭小的群体。基于此，本文就从小说《伤逝》到电视剧《蜗居》谈点只言片语。 　　简略地讲，《伤逝》是将“五四”运动前后的时代背景给予浓缩，让读者通过人物命运去透视、领会作者的文外之意。《蜗居》是拿当今现实以“房事”为由加以扩展，把一群人的尴尬展示给观众。 　　耐人寻味的是，《伤逝》与《蜗居》，仿佛跨越时代产生了遥相呼应的远程效应，两部作品的人物彼此还似曾相识。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蜗居》中的海萍、海藻、苏淳、小贝，其身份属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习惯上把这类人称为“小资产阶级”。这群不同时代的被城市边缘化了的打工族“白领”，事实上近乎无资无产。当今一些青年“小资”，就算有车有房，那也是靠银行“按揭”，有点股票，多数人被设局“套牢”。没有人去较真他们与“小资产”是否名实相符，就像“阶级”本是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 　　由于无资无产，从学校走出来的知识青年“小资们”，想在都市落脚，就不得不选择与他们不屑为伍的“小市民”为邻。 　　《伤逝》中涓生、子君“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 　　《蜗居》中的海萍、苏淳寻到“藏在城市中的一个狭窄的里弄里，简陋、破败、晾晒衣服如彩旗般铺展开来的处所”。 　　涓生和子君，还占有“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且还有“极其安闲幽静”的舒适感。 　　海萍和苏淳没撞上好运，“他们居住的屋子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老式住房后加的阁楼，卫生间和厨房都是跟邻里共用的。” 　　两相比较，不知道涓生、子君是应该为自己身处封闭落后的年代而庆幸，还是海萍、苏淳要感叹自己生在与世界接轨的转型期以至于今不如夕。 　　不能作简单的类比，那容易犯“形而上”的错误。但值得思考的是，寻找住所的小问题，其中是否隐含着被人忽视的大问题。 　　时代在发展。时代的列车迅猛向前，载着精神，载着物质。时代的列车还经年不息地载着曾经是以土地刨食的农民进城打工。安身才能立命，蜂涌入城的农民工，以他们人数上的强势，大面积占领“地盘”。于是，逼着那些从学校走出来的知识青年，要么“蜗居”在闹市中的某一角落，要么“蚁居”在城乡结合部的某个棚户区，混扎于“小市民”群体之中。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蜗居》中的海萍、海藻、苏淳、小贝们，虽隔着时代的“代沟”，却害有一个通病：与城市底层社会的“小市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无法也不愿意与“小市民”思想沟通，更别说在情感上打成一片。 　　然而一接触到生活实际，“小资们”鄙视的“小市民”习气，却如同镜面反射般地将“小市民”“影像”在他们身上印照得分毫不差。 　　《伤逝》中子君“因油鸡争食与同院的小官太太暗斗”，《蜗居》中“被邻居抱怨用水太多的海萍，以反指邻居偷用自家的油予以回击”的情节描写，都十分到位地指出了：知识青年“小资们”精神上的制高点，一旦被行为挪走了支撑，居于制高点上的“自优感”必然会落入市俗的酱缸，结果是不能脱俗。 　　《伤逝》和《蜗居》都反映了知识青年“小资”的男女结合。不同时代的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小资”们步人结婚或同居过二人生活之后，只要他们还没有挤进所谓“中产阶级”的行列，还混扎于底层“小市民”之中仍处于“蜗居”或“蚁居”的生存状态，其“小资”情调的瑕疵，在柴米油盐面前将无处遁形。生活的苦水，犹如漂白溶液般不停地侵蚀他们理想的斑烂色彩，最终只能留下一片惨白。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吃了筹钱，筹来吃饭”。子君为打发寂廖养的油鸡和小狗“阿随”，涓生“经多次的抗议和摧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阿随’终于用包袱蒙了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 　　《蜗居》中的海萍、苏淳为一块钱可以吵得不可开交。为省钱，海萍反对苏淳抽烟，将苏淳的一包烟训斥着扔出窗外，苏淳居然急忙跑出去又捡回来。海藻向男友小贝提起借钱给姐姐时，小贝摊牌式地言道：“将来也要钱，结婚、买房，还要养小宝宝……” 　　也难怪，依海萍的估算，都市最基本的生活成本，需日进400元。可以想见，生存的压力近乎于令人窒息。 　　有人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殊不知，当压力变成动力之后，被动力作用的物体一定要有可供转换为功率的场，就像蒸汽机的锅炉和厨房用具高压锅。如果锅炉的压力不能作用于蒸汽机，压力锅的压力不能作用于锅内的食物，又无安全阀减压，其结果，压力形成的动力就只能作用于锅炉或压力锅本身――爆炸。 　　人的生存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