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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燃灯者》看中国知识人精神的传承 　　燃灯者，赵越胜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若论及他们和身处的每个时代之关系，往往总是紧张，至少总不在社会主流思想的辙印下生活。本来他们就有尚古复礼、重视以往历史价值和批评当代的传统；自五四以来西风东渐，又超越时代，经受西方文艺和社会思想洗礼，接受域外文明关乎道德、家庭、美学、人伦等方面的观念，并付诸自我的实践。总之，不是沉溺过去，便是超前，不合于当世风尚。而每当时代变换，他们往往又以极大的惯性以应对这种种变换，不愿与之一起堕落。所以他们的思想历程可以用两个特点来概括，即既有超越性，更有保守性。也正是靠着这二者，我们方能明确地寻到其精神传承的印记来。 　　从一点来说，赵越胜写周辅成先生的长文，也是这种传承的过程。1975年底，当时的青工赵越胜在市机械局办的专职哲学进修班上，初次遇到辅成先生，初次听到先生用其特有的带川音的普通话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别人正随着先生回到无比智慧的希腊先哲，作者却直接问起了康德。正是这一问，注定了二人今后几十年的师生缘分。 　　当时多数人都不知道，辅成先生正是国内最早专门研究和介绍康德的审美哲学的人之一。先生早年在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已经写出了题为《康德的审美哲学》的长文，受到专业内名师的高度评价。1933年，先生于哲学系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1936年毕业后辗转成都，创办《重光》，并任《群众》杂志主编。抗战后期，先生与唐君毅、牟宗三共创《理想与文化》杂志，于抗战宣传之外，开始进一步反思文化问题；并先后担任四川大学、金陵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转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哲学专业和社会学等专业一同受到调整，随专业转往北大哲学系任教服务30余年。后期先生的授课和研究方向偏重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史，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引介西方伦理学代表人物和文献，对我国伦理学的学科发展有鼎石之功。 　　赵越胜遇到辅成先生时正值特殊年代，当时所有对西方学科的代表人物和理论的介绍都在“内发”和“供批判用”的范畴。无怪于先生借给作者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中会夹一张写着“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的纸条。作为价值输出者，那时候教师无疑是一项高危的行业，师生关系往往由紧张到冲突，经常发生有悖人伦之事。赵越胜回忆说， 　　“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砣砣求真的一瓣心香。”看得出来，先生与作者交往时的情境，多半从推荐书目引开去，先生常对他的这位私淑弟子说，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开了。在师徒讨论问题遇到分歧时，先生也绝不压服和辩解，这时说明问题的办法看起来还是开书单，推荐书去读。老先生的学术离开大众太久，长期的思考结晶找不到和盘而出的地方，有一种寻求交流的迫切。这迫切与作者这样学生的求知欲恰好构成一段紧密的学人关系。自那天先生借着授课的机会带书来给作者，新老两辈学人的学术交流和精神交流进一步形成了。 　　赵越胜从辅成先生求学、研究，逐渐走出自己的学术方向，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时隔30年，作者对当时同先生的交往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回忆如在昨天，清晰而悠远，仿佛能说得清那些年头北京有多少个雪夜，街头场景有多少次变化。现在我们审视这一场学人师徒的交往，或许能搞清楚百年来私淑弟子为什么更能获得一份深沉的师徒感情，而那些正规科班学堂里每天听打钟见老师的学子，其师生感觉反而隔膜。除了学校是一层体制查察关系从中作梗之外，更多的是对志向、兴趣和感觉的相投。中国老派学人还有一种特点，就是老先生们特别在意自己的“老学生”，一旦对学生的感觉从最初的“有教无类”转而逐步认可他们的学术功底，便自然地抛却了授受的高下身份，把学生当成可以讨论问题的忘年知己，给他们以无比的话语权，到最后甚至躬身求教。作者同辅成先生的交往很可以看做是这现象的一个生动例子。师徒二人后来探讨的问题已经逾越专业，甚至逾越学术，比如二人对古典音乐和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共同的嗜好：老先生后来搜集了大量的音响资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在那样的年代，莎翁作品中高贵的人格就这样抚慰了新老两代中国知识分子苦闷的心灵。 　　也正是随着师徒讨论问题范畴从学术专业扩大化之后，一个更生动、人格更为可敬的“辅成先生”开始使作者时常惦念。这时的辅成先生，是一个时常叹息连“礼失求诸野”都难行的老人，学术大道的凋零、先哲思想被曲解或工具化，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社会的迷惘和困惑包围着先生，显然使学生们总是感觉到他思想的痛苦。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总是免不了时而勇气十足，时而又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