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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恩溥到罗素 　　在明恩溥的眼里,中国是没有沐浴到上帝福音的黑暗角落。在罗素的眼里,中国又成了远离工业文明的幸福乐土。如果说明恩溥出于传教的需要而误解以至丑化了中国的话,那么罗素则出于寻梦的需要而误解以至美化了中国。 　　 　　中国人的气质,明恩溥著,刘文正、刘晓?D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中国问题,罗素著,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一 　　“民族性”(或曰“国民性”)是什么?一个民族能否被概括出若干“性”来?如果能的话,这样的概括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而非本质主义的?如果存在“民族性”的话,造成它们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 　　1890年,美国传教士阿瑟?H?史密斯(明恩溥)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此书奠定了明氏“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在西方世界影响极大。在近代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如鲁迅、潘光旦等注意到这本书。辜鸿铭则极为鄙视明氏的见解:“著有《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阿瑟?史密斯,在我看来就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1〕2 　　30年后,英国哲学家罗素出版了《中国问题》,其中专章探讨“中国人的性格”、“中西文明的对比”。〔2〕此书虽然也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但其在西方的影响,却远不如《中国人的气质》。相反,中国人却给予罗氏极热情的评价。罗素的“粉丝”徐志摩就认为罗氏的见解比传教士高明得多:“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他是真了解真爱惜中国文化的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同情化的正确见解,不比得传教师的隔着靴子搔痒,或是巡捕房头目的蹲在木堆里钓鱼。”〔3〕301孙中山说:“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4〕248有趣的是,明恩溥恰恰就是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的外国人,他却没有像“极大的哲学家”罗素那样赞美中国。 　　“接受史”的这种反差,显然与时代背景、作者的观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视野等有关。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明恩溥以批评为主,罗素则以称颂为主。简单地说,前者迎合了19世纪以后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想象,而后者满足了中国人的虚荣心。固然,理性的人们勇于面对“他者”的优势,乐于听到“他者”的批评。但是,人终究是喜欢听好话,为比别人“先进”而窃喜的――这,恐怕就不是“民族性”,而是“人性”了。 　　“面子”几乎被公认为是最具有中国人“民族性”的东西。明恩溥甚至认为:“如果理解无误,就会发现,‘面子’就是一把钥匙,用它能打开那只藏有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码箱。”〔5〕1―2对于“面子”问题,不论是明氏的冷嘲热讽: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问题从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人的“面子”就像南洋岛民的塔布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它叫人捉摸不透,不受规则约束。(1―2页) 　　还是罗素的推崇备至: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如果你不想违反中国人的伦理准则,那就连乞丐也不能侮辱。如果你和中国人交谈时违反了礼节,如果他不怪罪你,肯定会置之一笑,把你的话当做戏言。(162―163页) 　　他们都只触及了问题的一面:罗素强调目的,而明恩溥注意的是手段。“面子”的本来目的是互相尊重,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助于“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但它从来就不是像罗素说的那样“连乞丐也不能侮辱”,侮辱一个乞丐并不一定会违反“面子原则”,关键要看谁去侮辱。就像鲁迅讲过的那个笑话,富人叫乞丐滚开,这是侮辱,可在乞丐看来则是极有面子之事。罗素误读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大概是用了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解读“面子”。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呆了几十年之久的明恩溥显然观察得更深入到位。他敏锐地看到:中国人重视形式甚于事实,为了“面子”不惜歪曲事实,置规则于不顾(他没有意识到,对于“要面子”的人来说,“面子”则是更高的规则)。然而,他夸大了中西差异。荷马在《伊利亚特》一开篇就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阿喀琉斯的愤怒,也可以说是个“面子”问题。明恩溥说:“为了面子而丢掉性命,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3页)可是,像普希金那样死于决斗的,在西方也不算罕见。阿喀琉斯和普希金都是为了“荣誉”,而荣誉,不就是“面子”吗? 　　概括“民族性”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 　　明恩溥和罗素的中国观的许多差异,可以在他们的价值观、动机、时代背景的差异中得到解释。 　　明恩溥批评中国人漠视时间、漠视精确,“要在一个中国人身上培养出对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