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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方式想象中国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王德威，三联书店，2010 　　 　　2006年秋，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应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题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系列讲座，笔者当时作为听众之一，聆听了全部6次演讲和两次座谈。4年之后，讲座讲义经过整理，由三联书店以《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之名出版，如今研读这部著作，王德威教授的儒雅风度，以及北大中文系师生的积极参与，依旧历历在目。 　　在全书的导论部分，王德威教授明确指出，关于抒情的考察，不应当局限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对于“抒情”的定义，而应当关注其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内涵的丰富性。“抒情”与中国传统诗学紧密相关，其中不仅包括正统儒家的“诗言志”传统，还包括最早可以追述到屈原的“诗缘情”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的“诗可以怨”的“发愤”观念。另外源于六朝，在唐宋直到明清的“诗话”中逐步成熟的“境界说”，也是中国抒情诗学的重要渊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P78-79，下文引用该书，均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抒情”话语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复杂纠葛，在作为全书序论的《“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中，王德威教授开宗明义，指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P3）至少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抒情绝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个体回应“大历史”的方式。因此在王德威教授看来，“抒情的定义可以从一个文类开始，作为我们看待诗歌，尤其是西方定义下的，以发挥个人主体性是尚的诗歌这种文体的特别指称，但是它可以推而广之，成为一种言谈论述的方式；一种审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乃至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一种政治想象与政治对话的可能。”（P72）在接下来的五讲中，王德威教授分别从“抒情”与启蒙/启悟，“抒情”与革命，“抒情”与国族建构，“抒情”与“时间性”，以及“抒情”与抒情主体五个方面，以生动的个案和翔实的史料，对抒情话语与中国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论述举重若轻，语言亦妙趣横生。 　　王德威教授这部著作最有价值之处，在笔者看来是其在西方汉学的既有框架之内融入“中国关怀”，不仅表现为对中国原有诗学范畴的挖掘，同时表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关注与把握。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王德威教授坦言，其对“抒情”话语的关注最初是来自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抒情”与“史诗”传统的论述，“在普实克看来，这两种模式（抒情与史诗――笔者注）的辩证形成一代中国人定义、实践现代性的动力，而现代中国史记录了个别主体的发现到集体主体的肯定，从‘抒情’到‘史诗’的历程。”（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载《书城》2008年第6期，P5-12。）但王德威并未拘泥于普实克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科学”框架，而是着眼于“抒情”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特异性。首先在中国传统诗学的脉络中，“抒情”从未拘泥于个人情感的简单抒发，而是一直具有其特定的政治面向，作者在书中和访谈中提到的六朝纷争混乱的400年间正是中国古代抒情美学的全盛时期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同时王德威教授还有意揭示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其“抒情”与历史的关联方式不尽相同，例如在第四章《红色抒情》中，同样是以“抒情”的方式联结革命话语，瞿秋白以“抒情”的方式质疑、反思甚至是反讽了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何其芳以“抒情”的方式被纳入歌颂革命的序列，而陈映真则以“抒情”的方式追问在“去革命化”的历史语境中革命的意义。上述处理不仅关注到了抒情美学本身的复杂面向，更关注到了现代性话语本身在中国语境中的多重面向与复杂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削中国文本之“足”以适西方理论框架之“履”的隐患。 　　在作为序论的《“有情”的历史》一文结尾，王德威教授感慨道：“在一片后殖民、反帝国的批判话语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话语资源，引起对话？还是只能继续拾人牙慧，以西方学院所认可的资源，作为批判或参与西方话语的资本？……我们口口声声强调‘将一切历史化’，但在面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时），又有多少尊重和认识？”（P64）正是基于对西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自身盲点的反思，王德威教授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尤其注重探索中国本土诗学与西方学术话语对话的可能性。在此前出版的《历史与怪兽》（Wang, David Der-wei.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