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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期断国学之代殊 　　□汉儒讲学，最谨守师法家法；先师传授下来的学问，弟子一个字不敢改易。而清儒却不主张墨守。不惟弟子对于先生，时时加以纠正；就是汉唐的旧注旧疏，也要驳难；甚至经文，也有勇气去改。这种精神，实在是宋儒一种“求是”的精神。不过宋儒虽然想要“求是”，然而没有考据的工夫，不免武断。到了清儒，就实事求是，把宋儒求是的精神，运用于汉儒考据的方法之中。 　　 　　钱基博先生（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老泉，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古文大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历任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北京清华大学、私立上海光华大学、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国立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或兼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则继任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寿终。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不仅长期执教国内各著名学府，杏坛耕耘，桃李满天下，而且博通四部之学，著作等身。他的国学思想更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远非浅见寡闻如我者所能窥破一二也。如何全面理解钱先生的国学思想体系，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和积极参与；只有王丽明、汤红兵二位学友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1]，心得颇多。比如汤红兵先生就曾将钱先生的国学分类思想概括为三个层次，分别为“以民族性解国学”、“以六类分国学”、“以义数之辨（对应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析国学”；明辨卓识，的确高出一般谈士。不过，由于资料掌握不够完备，他似乎遗漏了“以七期断国学之代殊”这一分类层次。通过这四个层次，或许能够深入理解钱先生的国学思想体系，同时为初学者提供一把打开“钱学”之门的钥匙。可惜这里不便展开深论，我只能补充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作引玉之砖。 　　众所周知，自晚清“国学”一词流行以来，给国学所下的定义，为数不少，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其实，比较异同，在剔除了各类“兴到乱语”、似是而非的宏论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争论双方往往都忽略了“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而妄图生搬硬套西洋分科系统来切割国学者，往往削足适履，两败俱伤，无疑也是一种极端不明智的做法。面对历次“国学运动”和“国学热”所形成的新旧传统，以及由此引发的混乱局面，要求今天的学者一下子讲清楚“什么是国学”，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情。李学勤先生因此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并举例说：“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的《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2]其真实目的是要提醒我们：学习国学知识时，不仅要注意“国学”横的分类介绍，而且还要清楚“国学”纵的历史叙述。 　　作为钱基博先生生平最重要的国学著作之一，他编撰的这部《国学文选类纂》，正是兼顾了“国学”横的分类介绍和纵的历史叙述，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国学启蒙读物。 　　1924年冬，钱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国学分科研究的问题》时，可能已经将国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了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雠目录之部”，并称之为“国学的科别”，是为国学的六分法。他又把对国学的分科研究称为“国学平面的解剖”[3]（即李学勤先生所谓“横的分类介绍”），认为分科研究可以辨章学术，“诏学者以知方”。1931年５月，钱先生出版《国学文选类纂》一书时，即完全遵循六分法来进行分类编纂的。[4] 　　钱先生不仅重视国学的分科研究，而且对国学的历代演变也很关注。1925年2月，他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已经把国学分做西周之学、东周之学、汉学、魏晋之学、唐学、宋学、清学七种，并称之为“国学的代殊”，而又把对“国学的时间性”的考察称为“国学纵断的视察”[3]（即李学勤先生所谓“纵的历史叙述”）；是为国学的“七期”。我以为，仅从钱先生将“西周之学”单列为一项，不随波逐流而抹杀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奠基地位，无疑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学史观，足见其国学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 　　钱先生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殊产生的国学，但也不是代代都能够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学。 　　讲到国学的起源，他认为不得不谈到两部古书：一部是《禹贡》。纪山川，明土壤，辨贡赋；总算是四千年前世界最古的一部人文地理学。一部是《洪范》。虽然箕子所述，然称“传自神禹”，自然是神禹有著作权的；这部书说明天人相与的道理；这可算是世界最古的一部人生哲学。 　　所谓西周之学，就是文王、周公之学。在钱先生看来，西周之学，只是根据现实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