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分析法解读《倾城之恋》人物形象.docVIP

以精神分析法解读《倾城之恋》人物形象 　　摘要:弗洛伊德认为三个因素决定着精神过程,即“伊德”(id)即本我、“自我”(ego)、“超自我”(superego),并认为从本我、自我到超自我三个阶段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阶段。在张爱玲短篇小说《倾城之恋》中,主人公白流苏的心理发展历程则体现出从超我、自我到本我的转变,展示出张爱玲高于常人的创作艺术,使我们更能体会出作家心底对人性自由的呼唤。 　　关键词:精神分析法;倾城之恋;白流苏;超我;自我;本我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张爱玲小说创作受弗洛伊德影响,其中尤以夏志清先生的评述较有说服力。他认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 [1]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曾在其精神分析学中提出过“伊德”(id)即本我、“自我”(ego)、“超自我”(superego)即超我三个概念,并认为这三个因素决定着精神过程,从本我、自我到超我三个阶段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阶段,即把一个具有自然属性的人改造成具有道德规范的人所必须的三个阶段。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得非常娴熟,但她并未因循守旧地按照人物心理发展的一般程式去塑造主人公白流苏的形象,而是突破常规,运用从超我、自我到本我的转变来诠释白流苏细腻的心理历程。 　　“精神分析的目的及成就,仅在于发现心灵内的潜意识”。[2]张爱玲着力描写白流苏的心理、语言、动作,刻画出白流苏由超我、自我到本我的心理历程,并非为了说明白流苏心理发展的倒退或不正常,而是通过对白流苏心理转变过程的剖析,发现她“心灵内的潜意识”,使我们探测到她心底对人性自由的呼唤。 　　一、甘居超我,事与愿违 　　弗洛伊德把“超我”作为冰山最高一隅,并认为“超我”是一种道德化了的自我,它遵循道德原则。小说开篇向我们展示了超我的白流苏。 　　白流苏是上海日渐颓败的诗礼人家的闺秀,她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乐于接受母亲和兄嫂对其包办婚姻。前夫唐一飞经常对白流苏使用家庭暴力,流苏忍气吞声。在得知唐有外遇后,她还是谨遵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未嫁从父,既嫁从夫”。(《仪礼#8226;丧服#8226;子夏传》)这时候的流苏是一种道德化的流苏,像其他女子一样,恪守三从四德。当她终于不忍其夫的所作所为,孤身一人搬回娘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依旧是逆来顺受,遵从三纲五常。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3]在得知前夫死讯后,流苏以离婚七八年为由,表示不愿回唐家以一个妻子的名义奔丧。她的三哥表示反对:“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叶落归根”。[4]流苏苦于封建道德的束缚,不敢回击兄嫂。所以,她只能压抑着叛逆冲动,扮演好封建道德维护者的形象。“按照从前的规矩,晚上绝对不作兴出去拜客。晚上来了客,或是平空里接到一个电报,那除非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5]这既是家庭给她定的标准,亦是社会强加于她的道德规范。此时,她在兄嫂面前,在社会面前臣服,努力做一个具有封建道德规范的人,不想与人发生矛盾,以妥协来换取宁静。可是事与愿违,妥协并不能给她带来宁静,这只会加剧兄嫂对她的嘲讽、厌恶。 　　流苏离婚后寄住在娘家,想用大笔养老金拉拢兄嫂的心。这与张爱玲的成名作《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的心路历程十分相似。卖麻油的曹七巧嫁给了姜公馆里有残疾的二少爷,姜公馆的人乃至丫环都看不起她。当三少奶奶的丫环凤箫问小双“你是她陪嫁来的么?”而丫环小双却冷笑说“她也配!”[6]久而久之,“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7]这时她还考虑到要拉拢人心,从而树立姜家二少奶奶的威信。谨遵封建道德标准处理人际关系,使自己处于超我状态,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对她们而言,觅求他路是唯一选择,即寻找“自我”。 　　二、认识自我,不堪现实 　　自我是一种保护个人的精神调节因素,其遵循现实原则。自我可以进入意识领域,对人可以起着一种平衡作用。 　　流苏离婚七八年间,哥嫂利用她、奚落她,母亲也无能无力,不能保护她。她感觉“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8]一方面,她与这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要攻破人们缔造的坚固城墙,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进而与他们和谐相处,这是很困难的,即使“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另一方面,她大家闺秀的身份是名不符实的,家道因父亲抽鸦片而败落。她也没能恪守三从四德,因为与唐一飞离婚使她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因此,她要给自己寻求一条出路,至少要在精神上获得重生。这时自我意识“帮”了她的忙。 　　“流苏跌跌冲冲地爬上楼”,[9]“跌跌冲冲”生动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