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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理论之眼看中国美学 　　《礼记?乐记》研究 　　薛永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在当代学术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古代美学经典的研究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沿着中西视域融合的向度，从而完成对传统经典的现代阐释，无疑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新的研究路径。这既无须存“以中套西”之疑，也不用有“以西代中”之忧，实乃全面彰显和深度开掘传统经典的人文内蕴的有效取向，薛永武的《(礼记?乐记研究》(以下简称为“薛著”)就是这种研究路向的很好尝试。 　　阐释学视野中多学科渗透的《乐记》研究 　　综观全书，西方阐释学构成了对《乐记》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视角和理论生长点。究其根由，对这样一部近乎元典地位的美学文献，采用孤立的、就文本研究文本的思路显然是行不通的，作者必须深入开掘《乐记》的思想渊源和美学根基，同时还要厘清它对后世绵延不绝的深远影响。如此则阐释学中的前理解、前结构、视域融合、阐释循环等思想无疑具有很好的参照、启示作用。全书立论自始至终都是在运用阐释学的思维方式，从阑释学的关键词出发，既宏观统摄，又微观解析，既历时性爬梳，又共时性整合，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乐记》在先秦《周易》等元典中的理论之源，也充分论证了其中的美学命题含蕴的深义及其对后世文艺思想的形塑效果。 　　在绪论部分，围绕关于《乐记》作者的争论，本书根据阐释学视域融合的观点，指出应该吸取以往各种解释的合理之处，克服狭隘视野的屏蔽性，因此，《乐记》的作者既不单纯是公孙尼子，也不单纯是刘德和毛生等人；《乐记》肇始于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中经诸子的润色，最后定型于河问献王刘德、毛生等人。这种基于视域融合观念之上的见解，相较于之前的诸多片面之说，无疑具有相对较高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不仅如此，在论述后世典籍对《乐记》的接受上，作者同样明确肯定，“《乐记》已经成为后世艺术家和学者重要的前理解，成为指导我国古代文艺实践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在其后的论证中，可以看到，薛著一直沿着阐释学的“前理解”思维，深入探讨了《乐记》中大量美学命题的理论渊源。譬如，“乐为天地之和，实质上就是对《周易》和其它经典和合思想的承接和弘扬。”。《乐记》对于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建构，在理论澜源上有着重要的先见和前理解，这就是对《系辞》的理解和承接。”这些向前的刨根问底和向后的纵深延展，不仅将历代对《乐记》的研究史贯穿为一个有序的学术链条，而且以《乐记》的文艺美学思想为轴心，构建了一个有关中国古代礼乐图式、天人相谐、生命本体论、文艺创作论，创美主体论等重要美学论题的意义序列。 　　作者牢牢扎根于本土经典的意义开掘和思想整合上，将阐释学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一种新颖的观照视角和恰当有力的解析工具，同时采取多学科全方位的渗透研究，进一步全面彰显出《乐记》立论的精深及其与现代美学思想的契合性和互补性。作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于中西学海，文艺心理学、艺术发生学、格式塔心理学、动力心理学、接受美学等等，被作者信手拈来，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掘进中极大地凸显了《乐记》思想的精蕴及其现代转化价值。 　　在“心物同构――格式塔视域中的《乐记》阐释”一节，作者运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原理来阐释《乐记》中关于天地物象与人类心灵沟通的互动现象，既揭示了君子心灵与音乐意象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也指出了《乐记》中所蕴涵的格式塔思想萌芽；在“感物而动――诗歌舞本于心之动”一节，作者从音乐发生学的视界出发，证实了《乐记》提出的从“心一情一声一文一音一乐”的音乐创造过程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在“天地之和――和合哲学视野中乐的阐释”一节，作者将《乐记》“乐法天地”的大乐观与古希腊“模仿说”进行了充分比较，甚至与现代仿生学联系起来，论证了中西美学思想在艺术起源论问题上的共同性，揭示了中西哲人在艺术审美和天地自然二者关系上所表现出的深刻思考。 　　薛著中更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中西大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互证互释。诸如西方的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朗吉努斯、托马斯-阿奎那、康德、黑格尔、瓦格纳、狄德罗、阿恩海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与中国的孔子、荀子、孟子、庄子、老子、司马迁、刘向、班固、郑玄、刘勰、朱熹、刘敞、方苞等人的美学思想，都在围绕着《乐记》提出的经典艺术命题中交互感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将“寓教于乐、以美导善、师法自然”等千古论题阐述得有理有据，博大而精深。 　　现代美学架构下对显赫美学话语的纵深开掘 　　《乐记》始于“乐本篇”，终于“师乙篇”，凡十一文。如果沿着其本身的内在逻辑逐一进行论述，虽条理明晰却失之庸常。薛著没有满足于《乐记》自身的内容结构，而是对其中蕴涵的精深命题和显赫话语进行提炼与整合，并以之作为全书的纲目和文眼，然后按照现代美学的研究架构来归并，从而使得《乐记》的思想内容既呈现出有机性和